东亚之眼:汉语音韵学史几种审视方式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无未,男,厦门大学中文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外汉语学史与汉语史研究;李逊,男,厦门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外汉语学史与汉语教育史研究(福建 厦门 361005)。

原文出处: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在东亚整体性视域中审视东亚各国的汉语音韵学史,比起从各国自身学术史出发线性地看待汉语音韵学史,其研究视野更为广阔。主要原因在于,这样做就等于多了一双“东亚之眼”,能够将汉字文化圈内各国汉语音韵学史的各种关系看得更为清楚。如何从单一的以各国自身汉语音韵学史的角度转变为以东亚整体性视域审视汉语音韵学史?东亚汉语音韵学史的审视方式主要有辐射、新畴、兼容、演化、环流等,随着研究的深入,会有更多的审视方式发挥作用,“东亚之眼”的学术效应也会因此而凸显。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2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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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千年来,东亚各国以汉字为载体研究各自的民族文化,构成了人们所说的汉字文化圈。汉字文化圈汉字音资料一直是学术界研究汉字文化圈内各种语言之语音系统的主体对象,很自然,汉语音韵学研究也成为必须涉及的内容。发掘与研究东亚汉语音韵学史文献,需要在东亚整体性视野中去审视东亚各国的汉语音韵学史,这就比东亚各国学者从各自国家的学术史出发线性审视汉语音韵学的视野更为宽广,而且,因为多了一双“东亚之眼”,促使人们转换审视方式,获得更多的学术发现。所谓“东亚之眼”的学术效应,就会因此而凸显。

      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字汇》是明代梅膺祚所编写的字书,共14卷。此书依据楷体,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编排体例做了较大的改革,即把540个部首合并为214个部首,合并的幅度比较大。该书正文为12卷,每卷一集,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的名称分为12集;收字33179个,每部中的字按笔画顺序排列,少者居前,多者居后,这是许多学者的基本认识。《字汇》传入日本后,许多学者把它作为研究汉字字形、字音、字义的重要参考书,可见其影响之大。日本学者对它加以改编,以适应自身研究学习的需要,这就使得《字汇》的传播范围及研究思路更为广阔。比如日本皇都书铺翻刻中国明代万历本《字汇》,改名为《头书字汇》(1787),有鹿角山房藏版,白麻纸本,15册;还有改编《字汇》的字书《四声韵字汇》(具体年代不详),鹿角山房藏版,和刻本,14册,以语音标记为突破点,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关注;还有学者对《字汇》中的某一类文献进行研究,比如日本河野通清的《字汇卷末衡直韵图解》(1733)①,就是研究梅膺祚《字汇》刊无名氏《韵法直图》和李世泽《韵法横图》的著作。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探讨《韵法直图》《韵法横图》与《韵镜》官话音的关系,这也直接启发了后来文雄的“华音”研究意识。

      日僧文雄的《韵镜索隐》是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字汇》的。文雄有意识地批判中国《字汇》“协韵”的观念。他以中国吴棫《韵补》的协韵作为比较对象,很显然,这体现了他的日本式的古音“正统协韵观”。文雄曰:“岂得以后世立韵画古,施设别音,以为协韵邪?恐诬也已!其所谓协韵者,亦不画一,纷纭异说,孰为准绳?《字汇》协韵与吴才老说自不同。”[1]66这段小字夹注,等于强调《字汇》的协韵与宋代吴棫《韵补》的协韵有所不同。但我们又觉得文雄的做法难以理解,《字汇》的协韵与《韵补》的协韵并没有可比性,因为研究的对象不同,一个是上古音,一个是近代音。文雄的辨别,目的不同,与我们研究《字汇》的角度不一样。

      再如文雄《韵镜索隐》论反切,很早就从汉语语音的历史层次角度去审视,而且带来不同的学术效果,这是过去中国学者很少关注的。文雄曰:“经史及字音注字音,有直音,有反切,有四声。《诗经·关雎》辗音展,乐音洛;《论语·为政》共音拱;《字汇》一音奇,及《海篇直音》所注之类,直音也。《论语》别,比列反。《诗经》参,初金反;差,初宜反。《字汇》一益悉切之类反切也。《论语》弟、好,皆去声;鲜,上声。《字汇》一因入声,是四声也。凡经史音释难字又字,有多音涉多义则注焉。如其本音,则不待注,偶遇余音则注焉,如‘参,初金反’‘乐音洛’。华音读书之法,如有不审字音者,则不可读也。所以有音注也。和读之法,别设和训而读之,如鲜字,则依少也之训读之故不至论,上声于平声,谩以为鲜上声,注少也之训,殊不知华音读法,先不知鲜上声或平声,则不能读也。字字佥音读,罔有训读也。”[1]15文雄从日本汉字音历史层次的角度,说明《字汇》“一因入声,是四声也”,此中古四声与彼近代“华音”四声截然不同,声调格局发生了变迁,成为其关注的焦点。

      从东亚中国辞书学史的角度来看,很少有学者具备中日两个时代的语音比较意识。一般会从《字汇》本身入手,去研究其在中国文字史、中国语音史、中国词汇史上的价值。徐聪《〈正字通〉古音考》认为,《正字通》原名《字汇辨》,由明末清初名士张自烈纂,其编纂目的主要是补正明代万历年间梅膺祚所纂之《字汇》。张氏在书中辨字形,明字义,订字音,或详考名物源流、州县沿革,又处处批评旧注,指摘诸家,阐明己意,论辩的态度非常鲜明。其上古音研究观点有许多得自梅膺祚《字汇》,由此,张氏肯定了梅膺祚《字汇》的上古音研究价值,这是很有见地的,《字汇》对汉语上古音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②。很显然,徐聪的看法与日本文雄把《字汇》作为研究日本汉字音历史层次资料的着眼点是有区别的。

      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从东亚整体性视域审视梅膺祚《字汇》的汉语音韵学史价值,也就不会发现这种汉语语音史观的差异特征,由此,我们可以转换观念,选择新的审视方式所带来的收获是超乎寻常的。同时,这也说明从东亚整体性视域研究汉语音韵学史与从东亚各国自身学术史角度出发研究汉语音韵学史,其结果是迥然不同的。很显然,从东亚整体性视域审视东亚各国汉语音韵学史,具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如何从东亚各国单一的汉语音韵学史研究视角转变为从东亚整体性视域审视汉语音韵学史?我们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些基本方法,其中,探索自足且客观存在的汉语音韵学史的审视方式,是我们冲破单向性研究汉语音韵学史思维方式束缚的路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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