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知语法看现代汉语语法根本特征

作 者:

作者简介:
宋文辉,男,河北正定人,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句法语义,E-mail:songwenhui@ruc.edu.cn(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语言教学与研究

内容提要:

语言符号的根本特征限制其表义能力,问题解决需综合多种认知资源。语言演化的社会环境制约社会认知,影响互动和言语处理策略选择,进而形成编码模式偏好,塑造语言个性。语言相对独立发展的社会,交际偏好听话者经济原则,追求命题完整清晰表征,注重编码区分语义角色,形成语法型(宾格、作格)和语义型(主动型)语言;语言高度接触融合的社会,交际偏好说话者经济原则,更注重激发听话人语用推理,其极端情况形成汉语这类语用型语言。汉语所谓SVO结构是话题说明结构,语序编码语用角色,语义角色靠在线推理理解,不强调命题结构完整清晰表征,命题认知上不凸显。这使汉语语法范畴化形成极简风格:语法知识网络核心节点少于语法型语言,语法范畴也较少。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2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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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和思路

      本文旨在从认知语法角度讨论现代汉语(以下简称“汉语”,跟古汉语区分时,称“现代汉语”)语法的根本特征问题,整合、澄清与补足已有研究的收获。

      本文所谓认知语法,取广义理解,并不局限于Langacker(1987等)的认知语法,而相当于认知功能语法理论。近年来认知语言学中新的研究认为,不应局限于经典认知语言学推重的隐喻、转喻等宏观认知机制,还应关注社会认知、言语处理等认知因素对语言的塑造作用(Divjak et al.2016等)。本文旨在借鉴这种新的研究思路来展开讨论。

      自《马氏文通》以来,我国学者对汉语语法根本特点的认识不断深化,形成了三个重要概括:汉语缺乏严格而丰富的形态、注重意合、语用凸显。

      汉语形态缺乏是学界共识,但对其后果,认识有分歧。一般认为这导致汉语以语序和虚词为主要语法手段。朱德熙(1985:2)则指出上述看法“十分含糊”,因为印欧语中语序和虚词并非不重要,而汉语语序也相当灵活,且往往用意合手段,不用虚词。朱德熙(1985:3-6)认为汉语语法根本特征是,形态缺乏导致没有语法上的限定性,进而使得词类具有多功能性,复合词、词组和句子结构基本一致。此外,汉语主谓结构没有特殊地位,主谓谓语句是最重要的句式之一,句子只能用韵律特征界定,主语并非必需成分(朱德熙1987)。

      上述看法定位准确,论证谨严,但放宽视野,则会发现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思考。

      第一、形态不发达和限定性缺失并无必然联系,也跟部分语法现象无直接联系,用以解释现象成因,其合理性难以自明。如汉语论元可因语用因素省略:

      (1)a.他去北京了。 b.去北京了。

      但形态匮乏的部分西非语言不能省略主语(Bisang 2014,2020),而形态丰富的罗曼语却存在代词主语省略现象(Camacho 2013)。再如汉语有所谓题元颠倒指派现象(Li 1999):

      (2)a.那瓶酒把他喝醉了。 b.那瓶酒把他喝得酩酊大醉。

      此类现象在形态丰富的印欧语和日语、韩国语,形态不丰富的西非Igbo语中都不存在(Williams 2005)。仅用汉语形态不发达、缺乏限定性解释上述现象,仍不够具体、充分。

      第二、汉语语序重要和语序灵活都跟形态缺乏有关,但两个判断矛盾,尚未得到合理解释。

      汉语研究者普遍认为重意合是汉语语法的重要特征,但对“意合”的本质,则有不同认识。王力(1944/1984:89-90)提出“意合”概念,仅举复句不用关联词连接。而朱德熙(1985:3)的“意合法”还指省略介词和助词等,其实质接近“意会”。张黎(1994)提出“意合语法”,研究汉语语义范畴的组合规律,对语法形式研究重视不够(金立鑫1995)。

      意合的本质是靠语用推理赋予话语合理解释,但所有语言都使用该手段(金立鑫1995)。将重意合视为汉语语法根本特点,有合理性,但仍嫌模糊,还需增强解释机制的可操作性。

      汉语语用因素对语法形式的影响突出(刘丹青1995;沈家煊2014等),语用角色比语义角色对句子形式的塑造作用更强的看法广为接受:甲柏连孜(1881/2015:140)提出,汉语心理主语(即话题)作用比语法主语大;赵元任(Chao 1968:69)指出汉语的主语就是话题;李讷等(Li & Thompson 1976)认为汉语是话题突出语言;罗仁地(LaPolla 1990:174)、沈家煊(2017)则论证了汉语没有语法主语和宾语;张伯江(2013)认为汉语话题说明结构具有根本性。

      此类研究成绩斐然,但仍有深化的空间。如赵元任(Chao 1968:69-70)指出汉语跟印欧语不同,其主语就是话题,SVO结构“狗咬人”是特殊话题说明结构。但他并未具体剖析该句和英语“The dog bites the man”有何区别。后来很多学者往往不关注这一点,分析汉语基本语序、题元配列模式时,仍认为汉语核心句是SVO结构,跟印欧语SVO结构的构造和表义机制没有实质区别(Sun & Givón 1985;金立鑫、王红卫2014;叶狂、潘海华2017等)。

      再如,认为汉语话题突出并未准确说明汉语跟印欧语的根本差别。如日耳曼语一般有语法主语,但有的话题也很发达,如德语(Erteschik-Shir 2007:24),应看作话题突出或话语构型语言而非主语突出语言(Abraham 2020);英语口语话题说明结构类型多样,其中跟述题无语义关系的汉语式话题竟然占32.14%(Radford 2018:42)。

      二、准备性讨论:汉语编码偏好选择的社会认知动因

      仅用经典认知语言学推重的隐喻、转喻等宏观认知机制,不能全面反映语言建构和使用情况。全面、准确概括汉语语法根本特征及其成因,还需综合考虑社会认知、言语处理机制的作用。Dik(1997)的问题求解分析模式,对分析语言个性的成因有借鉴价值。

      Dik(1997:7)指出,自然语言是人类问题求解活动的答案。此类活动都涉及如下问题:一、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二、问题解决的环境是什么;三、解决问题者的规定性。对语言创制而言,需解决的问题是建立人与人之间高层次的交际系统,解决问题的环境是人和人面对面的场景,人类有大致相同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模式,自然语言因此存在一些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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