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作 者:
朱英 

作者简介:
朱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79)。

原文出处:
学术研究

内容提要:

章开沅以研究辛亥革命史著称于世,但他对中国近代经济史也多有探索,体现出将政治史与经济史研究紧密结合的特点。其早年研究工商界代表人物张謇的论著,不仅是学界公认的高水平成果,而且被视为近代历史人物研究的经典之作。其对近代江浙地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精深研究,既是近代经济史区域研究的典范,又为论证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除此之外,为扩展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研究,他还提出了“社会历史土壤学”理论,同时在研究方法上阐明应加强集团研究,突破行政区划的局限,注重上下延伸与横向会通等,并通过大力呼吁和切实推进商会档案出版,开创了颇受海内外史学界关注的近代商会史这一重要新领域,为促进近代经济史研究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2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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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开沅是海内外知名历史学家,尤以治辛亥革命史著称于世。辛亥百年之际,曾有媒体报道称其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第一人。他自己则认为“我一生在学术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并把国外的研究引入中国;二是让国际上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走进中国,又让中国的研究走向世界”。①这无疑是自谦之词。史学界同仁无不知晓章开沅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60余年,学术贡献远不止这两个方面。2015年多卷本《章开沅文集》出版,笔者在当年发表的一篇短评中曾对章开沅一生的学术贡献做了如下概述:从早期对近代工商界重要代表人物张謇的深入探讨到辛亥革命史研究蜚声海内外,从近代商会史研究的倡导、近代资产阶级的开创性研究,到思想文化史与近代社会的“历史社会土壤学”研究,再到后期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和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等,并从基督宗教研究扩大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研究,章开沅涉足近代史研究诸多领域,并在许多重要领域都是开拓者或先行者,留下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②这应该也是近代史学界对章开沅学术研究特色及其贡献的共同认识。

       迄今为止,有关章开沅与辛亥革命史研究,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与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与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与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都有专文发表,从中不难看出章开沅在中国近代史各重要研究领域中的突出贡献。除此之外,章开沅还对中国近代经济史有精深研究,提出了使人深受启迪的一系列独到学术见解,对促进中国近代经济史尤其是民族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研究的深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这方面迄今为止尚无人论及,本文即对这方面情况略做介绍与评述。

       一、对近代工商界代表人物张謇的深入研究

       张謇是近代中国著名实业家,也是一个拥有传奇经历的近代历史人物。章开沅在青年时代即着力于张謇的研究,前后延续了数十年,取得了深受海内外史学界关注和好评的系列研究成果。

       为什么会研究张謇?章开沅在《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的自序中有如下说明:张謇作为一个在科举道路上累遭挫折的旧式读书人,年逾不惑才幸而取中状元,却视官爵如过眼云烟,转而以全部精力创办新式实业与教育,锲而不舍,乐此不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什么历史机缘孕育了张謇这样的历史人物?又是何种动力促使他在商海中不畏艰辛奋斗了一生?这对近代史研究者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加以张謇一生的经历跨度较大,涉及事变甚多,历经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军阀混战、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研究他亦有助于加深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理解。显而易见,张謇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不仅张謇个人的传奇经历与奥秘值得探讨,而且透过这样的历史人物还可以考察中国近代实业、教育乃至整个社会发展变迁的时代特征。

       早在1961年,章开沅就对张謇研究产生了兴趣。是年在武昌举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海学者徐仑在会上报告论文《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认为“张謇在经济上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在政治上是反革命的助手”。包括章开沅在内的部分与会学者不赞同这一结论,并就张謇的阶级属性与政治倾向进行了热烈讨论。1962年章开沅首次赴张謇的故乡江苏南通,实地考察相关历史遗址,为张謇、赵凤昌等部分未刊函电做笺注,并以《啬翁自订年谱》与《柳西草堂日记》为基干,将《张季子九录》及其他重要相关人士的文集、函电加以排比,做了较详细的史料长编,这是老一辈学者研究历史人物的前期必备工作。次年,他即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论张謇的矛盾性格》,并在《光明日报》发表《辛亥前后张謇与袁世凯的关系》。这两篇论文表达了章开沅对张謇一生的初步理解与基本评价。

       与此同时,章开沅根据个人研究计划开始撰写一部张謇传。由于学校为其提供两年在京进修时间,故他较少受其他事务拖累,很快就完成了40万字左右的书稿,但出版却颇费周折。书稿依先前约定提交上海某出版社,因当时“左”倾思潮已对学术研究有所影响,出版社认为不宜为资本家出版大部头的学术传记,要求将篇幅压缩为20余万字。编辑审读后又提出许多意见和建议,原稿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要求修改的签注,无非是要求进一步删削和压缩,加强对张謇“阶级局限”的分析,肯定之处也不宜过多。如按照编辑意见再做压缩和修改,书稿肯定会面目全非。正在左右为难之际,章开沅因为发表评李秀成的一篇文章,于1964年秋被从北京召回武汉接受批判,书稿的修改与出版不得不搁置下来。“文革”期间章开沅成为被批斗对象,罪名之一就是为大资本家树碑立传,这部书稿也被视作反面教材。直至“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章开沅才得以恢复从事学术研究,幸运的是这20余万字的书稿未丢失并予发还。1978年,他摘取书稿部分内容在《华中师院学报》第2、3两期连续发表《从状元到资本家——〈张謇评传〉选载之一》和《在两个世纪之间——〈张謇评传〉选载之二》,1981年在《近代史研究》第1期发表《翁张交谊与晚清政局》。直至时隔20多年后的1986年,这部历经周折的书稿才定名《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最终由中华书局出版。

       章开沅曾说明这部著作出版之前的修订时间,远不如20余年前撰写初稿时那么宽裕,因1984年在其毫无思想准备地被国务院任命为华中师范学院院长(次年改为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之后,主要精力都用于学校行政事务,只能将每天早晨4时至8时作为个人科研写作时间,交稿期迫才请假15天到南通最后定稿。该著虽名为张謇传稿,但出版后受到史学界高度评价,认为这部专著不仅是反映张謇研究最高学术水平的代表作,而且也是近代历史人物研究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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