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国革命中被人误解了的[问题]而关系重要的莫过于新经济政策及对弱小民族的态度。”①苏俄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从一开始就在世界范围内激起强烈反响并引发巨大争议，“即世界学者亦立在十字街头向左转乎，右转乎而莫之能定”。②对苏俄新经济政策的评价，“真成了所谓毁之者半天下誉之者半天下底情状”。③作为苏俄的邻国和正处在革命新潮激荡中的中国，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及相伴而生的激烈争论，无论从对俄国革命的心理情感方面还是对中俄关系的现实关怀方面，都不能不引起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的关注。④本文拟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苏俄新经济政策的讨论置之于“中国问题”的政治语境中，通过对一九二○年代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三次中国争论的研究，力图更加宏观地展现在国民革命兴起和中苏关系跌宕起伏中，以苏俄为镜鉴，中国知识界对改造中国的反思、借鉴与主张。“俄国的试验虽有许多错误，但不经他们试验，我们还不知道这些错误!发现了这许多的错误就是俄国大革命的大成功。”⑤ 一、“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中国”论战中的新经济政策争论 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俞颂华、李宗武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约通讯员名义前往苏俄采访，目的是向中国报道俄国的真实情况，“给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第一次推动”⑥，从根本上“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⑦瞿秋白所说的“中国问题”，即是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是适宜中国的社会改造之法。“中国今日是否能行社会主义，换言之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在中国今日是否具备，是很要紧而且应该深加研究的问题。”⑧ 引发“中国问题”争论的导火索，是1920年来华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10月12日，应中国讲学社邀请，罗素抵达上海。10月26日至27日，罗素在长沙作题为《布尔札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说。罗素以对苏俄实地考察(1920年5月11日至6月16日)为依据，称赞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世界上最要紧最有趣的东西”，是“应世界底潮流而生的”，是救济“已到末路”的资本主义的一副良药。同时，坚持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罗素也强调俄国革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他认为，采用强制手段实现“平民专制”(即无产阶级专政)，带来的结果只能是残酷的战争——“或由内部的变化激成战争，或由外部激成战争。”⑨罗素劝告中国听众，工业不发达的俄国尚且无法实现共产主义，处于经济“幼稚时代”的农业中国，更不具备实行共产主义的条件，中国应先集中力量发展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宜于工业国，不适于农业国。”⑩ 罗素对苏俄无产阶级专政的批评，以及主张中国应先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经《时事新报》记者张东荪发表的《由内地旅行而得之一教训》(11)《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12)两篇短文传播，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无边的风浪”(13)，引发中国知识界“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14) 张东荪、梁启超、蓝公武、蓝公彦、蒋百里、彭一湖等人赞同罗素的观点。他们认为，资本主义虽然产生贫富分化且致使社会分裂为两大尖锐对立的阶级，但是毕竟推动了社会物质经济的丰富发展，因而对中国来说，“此种极可厌可憎之畸形的发展(即资劳两阶级对立资本家掠夺劳动家剩余利益之恶现象)恐遂不可逃避”。(15)陈独秀、毛泽东、李达、李汉俊等人则提出尖锐批评，认为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弊害。陈独秀公开致信罗素，要求澄清不必提倡“社会主义”的观点，“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16)在长沙聆听罗素演讲的毛泽东认为，罗素的观点，在“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17)高君宇嘲讽罗素及其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不过英国第三个半阶级的一位绅士指给我们不可识别的half way罢了”。(18) 由于传播技术的限制和深度报道的缺失，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具体情况，此时尚未被中国知识界所掌握，因而参与论战的各派观点均有较大局限。与正身处俄国实地考察的瞿秋白和江亢虎相比，瞿、江两人的观察研究，更能反映中国知识界对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俄国前途的观点分歧。 罗素在长沙演讲时，瞿秋白尚未离国。他认为，在罗素倡导“中国应当振兴实业”的刺激之下，梁启超、张东荪就像溺水之人，丝毫不顾及“遵循殖民地的经济原则成了一变态”的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妄想通过“抄欧洲工业革命的老文章”，达到“振兴实业利用外资”的目的。这种想法根本就是缘木求鱼，无济于事!(19)为给这场争论作一根本物质的注脚，在“西欧已成重新估定价值的问题”(20)，资本主义“已到了末日”(21)的剧烈变动时刻，瞿秋白决定前往被视为洪水猛兽的过激派的俄国探险，以“求实际的结论”。(22) 1921年1月25日，瞿秋白和俞颂华、李宗武一行三人抵达莫斯科。此时正值俄共(布)即将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从3月31日起，瞿秋白根据大会会议文件和其它材料连续撰写相关通讯报道，发往《晨报》和《时事新报》，“报告俄国经济政策改变后种种新问题”。(23)瞿秋白认为，新经济政策作为俄国从资本主义过渡于社会主义的策略，“此种过渡办法甚有味”。(24)他认为，共产主义从一般抽象的理论原则变成具体生动的社会实践，需要一个“人间化”的过程，这是实际生活给予的一个“不能不领教”的教训。(25)对中国来说，新经济政策正好可以成为用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一面镜子，“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