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是美国著名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顶级智库，一直以来都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布鲁金斯学会的缘起最早可以追溯到1916年创建的政府研究所。1927年，政府研究所与1922年成立的经济研究所，以及1924年成立的罗伯特·布鲁金斯经济与政治研究生院正式合并成为布鲁金斯学会。其时，美国的中国研究方兴未艾，一大批从事东亚研究的学术团体和机构相继成立。布鲁金斯学会作为其中“研究实际政治学与实际经济学的一个有名的组织”，①它在1956年之前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涉及了当时中国经济的许多重要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社会对中国的认知。1956年之后，受麦卡锡主义②余波影响，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研究一时陷入沉寂，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才有所恢复。 目前，学界对1956年以前布鲁金斯学会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关注甚少，且主要为对单部著作的考察，缺乏整体性的探讨与论述。本文试图通过考察1916-1956年间布鲁金斯学会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梳理相关史实，还原其早期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学术脉络，厘清中西学界之间的交流往来，进而借助他者视角，为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提供新的视角。 一、布鲁金斯学会早期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概况 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库，布鲁金斯学会早期即以充当学术界与公共政策之间的桥梁、向决策者及公众提供最新的信息和有深度的分析为宗旨，遵循以学术研究为基础、依靠学术性研究带动政策性研究的研究路线，致力于政府研究和经济研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会又增加了外交政策研究，力图积极追踪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发展脉络，最大程度地影响政府决策。这些研究成果起初主要以著作或小册子的形式呈现，至1944年起学会开始发行《布鲁金斯新闻简报》(A Brookings Bulletin，1944-1952)以介绍一些新书、纠正一些预测的失误。1916年至1956年间，布鲁金斯学会共出版著作、小册子近400部，发行新闻简报9卷35期(目前未发现该简报曾涉及中国经济问题)。③就著作而言，经济研究数量最多，约有200余部，政府研究次之，有近150部。 具体到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布鲁金斯学会自成立之时起，就与中国颇有渊源。政府研究所第一届董事会主席弗兰克·古德诺(Frank J.Goodnow)④、第一任所长威廉·韦罗贝(William F.Willoughby)⑤，都曾在北洋政府任法律顾问。布鲁金斯学会亦很早就开始关注中国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的地位日益突出，它不仅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而且对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给美国的政策执行者们提供较为准确的信息，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政治影响，布鲁金斯学会开始深入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等现实问题。据笔者目前整理的资料来看，韦罗贝在其《国家预算问题》(The Problem of a National Budget，New York：D.Appleton and Company 1918)一书中对中国政治问题的探讨，是学会最早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1926年，罗伯特·布鲁金斯经济与政治研究生院的博士乔瑟夫·马汀(Joseph G.Maytin)选择了中国经济作为研究对象，将博士论文的题目定为《中国东北的经济斗争：经济帝国主义研究》，⑥这是迄今为止笔者所知的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开端。该论文题目出现于《美国经济评论》连载的政治经济类博士论文统计目录上，该目录仅统计申请学位者拟完成的博士论文题目，但笔者未见原文，因此尚不能确定该论文是否完成。此后，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经济研究逐渐增多，研究领域也更加宽泛。据目前统计，至1956年，布鲁金斯学会共出版了9部与中国经济问题相关的著作，另外还有译作1篇、论文2篇。详细情况如表1。 从数量上看，上述成果在学会整体的研究中占比是比较低的。但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布鲁金斯学会早期的经济研究已颇具国际化视野，它在重点关注美国国内经济问题的同时，也将研究的范围扩展至其它多个国家。据目前统计，布鲁金斯学会在1916-1956年间出版的经济研究著作中，约有50余部研究了包括德国、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意大利、墨西哥、加拿大、保加利亚、古巴、日本等在内的十多个美国以外的国家。其中，中国受关注的程度位居第二，仅次于约有15部相关著作的德国。德国是欧洲举足轻重的大国，也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发动者，布鲁金斯学会对德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源于两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战争债务赔偿问题，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关注显然范围更为宽广。其二，这一时期，尽管美国学界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但在西方中心观的限制下，许多研究机构仍将目光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地，不太注重对太平洋沿岸国家的研究。而少数对中国感兴趣的机构和学者，则受欧洲传统汉学的影响，以研究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为主，不重视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因此，与同一时期成立的其他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相比，布鲁金斯学会早期探索中国经济问题的成果还是比较丰硕的。以1918年成立且同样擅长政策性研究的美国外交政策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Foreign Policy)为例，它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仅有零星新闻简报和评论。再如1921年成立、与布鲁金斯学会发展路径极为相似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在1956年之前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也是少之又少。就此而言，称布鲁金斯学会是当时美国学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主力军并不为过。 另外，美国当时还有一家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太平洋国际学会(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也比较重视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并专门下设了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布鲁金斯学会早期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时，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多有合作，曾共同完成了外人在华投资状况考察、中国东北地区农业经济情况调查等多个项目，一些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也曾先后或同时在这两家机构任职，学术往来十分密切。应当说，两家机构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水准在当时的美国学界都是一流的。但是，布鲁金斯学会对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显然更具有持续性。太平洋国际学会在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兴起后遭遇了毁灭性打击，被迫解散，而布鲁金斯学会虽一度不得不暂停其中国研究，但却得以生存下来，在60年代中后期又重启了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并一直延续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