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生产国，茶业是“茶叶生产经济、流通经济所涉及行业(种植、加工、内贸、外贸)的总称”。而近代茶业，则是指“从手工生产(加工)工具和畜力、水力生产(加工)工具向机械化转变时期的茶业，或指由直接经验向近代科学技术转化的茶业”。①胡浩川认为，“就茶业内容而说，大概可以分做四个部门：一是农业的茶业；二是工业的茶业；三是商业的茶业；四是艺术的茶业”。②民国时期的茶业管理主要涉及“产制运销”四大环节，以往中国近代茶叶经济史研究以“销”即贸易为主，“产”“运”亦有少量涉及，但对“制”尤其是对茶厂经营管理活动的研究却严重缺失。由于茶业历来与政策的关系密切，从政府干预企业的角度出发，考察民国战时统制经济背景下政府的介入对茶厂经营管理的影响，是了解中国茶业企业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侧面。③ 本文所谓企业史视域是指从微观角度出发，通过剖析个案或多案例来揭示企业产生与发展演变的全过程，其研究对象多为某行业最具代表性的头部企业。选择福建示范茶厂(The Bohea Tea Estate.Fukien.China.④以下简称示范茶厂)作为典型个案研究是基于以下考虑：其一，它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国营茶厂，属于民国政府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实行战时统制经济的产物。该厂以种茶制茶为中心，兼顾茶叶科研实验等功能，是民国时期不仅在茶业领域而且在农业领域少有的集产、制、贸、研为一体的具现代性质的农业企业，其经营管理体系的构建秉承了科学管理思想。现代中国茶叶事业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吴觉农曾称该厂是“福建省政府与中国茶叶公司联合设立的为国内规模最大的示范茶厂”，“福建的示范茶厂，规模之大，为全国之冠”；⑤其二，它在我国茶学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如被茶学界公认为20世纪中国十大茶学家的吴觉农、胡浩川、冯绍裘、蒋芸生、方翰周、王泽农、陈椽、庄晚芳、李联标、张天福⑥中有九人曾与示范茶厂有着密切的关系；⑦其三，该个案的研究不但能够填补中国经济史研究在近代茶业经营管理尤其是茶业企业方面的空白，并为中国企业史研究贡献企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路径方面的案例，而且能够为当今如何处理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为我国农业企业化和乡村振兴的“贸工农一体化”管理模式提供借鉴。 综上，本文立足于福建省图书馆所藏民国福建地方文献、福建省档案馆所藏近代企业档案、福建主要茶区如武夷山、南平、安溪等地档案馆所藏档案以及福安、福鼎、永安等地实地调研成果，围绕政府与示范茶厂内部经营管理活动之间的互动进行个案考察，以此揭示民国时期一个大型国营茶厂从筹备、设立、发展直到裁撤的完整演变过程，反思政府的干预行为在这四个阶段中对茶厂经营管理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客观评价该厂彼时的经营管理状况以及在民国茶业企业史中的地位，以求教于方家。 一、政府强力推动与福建示范茶厂的诞生 茶叶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随着19世纪末印度、锡兰、日本、爪哇等产茶国的兴起，华茶出口由盛转衰，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我国茶学界以及学术界曾对此情形进行了深刻反省与研究，问题主要集中以下两种类型：其一是对近代茶叶贸易由盛转衰原因的研究，代表性学者如仲伟民认为中国茶叶生产方式落后；茶叶品质难以保证；杂税繁多，层层盘剥；多年战乱影响了茶叶生产和贸易路线，造成市场萧条；贸易的主动权在外商手中，中国茶商承担风险的能力低等五大因素导致中国茶叶出口由盛转衰，这是19世纪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⑧其二是针对中国茶叶危机问题所应该采取的复兴对策。代表性意见如吴觉农、胡浩川提出划定区域详查内容；国家实施统制的政策；茶业研究机关及技术设施；组织茶农与培养专才等复兴中国茶业的四大途径，倡导“大规模的组织，大数量的生产”以降低成本。⑨民国成立伊始，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就指出：“在国际发展计划中，吾意当于产茶区域，设立制茶新式工场，以机器代手工，而生产费可大减，品质亦可改良。”⑩孙中山的此番论述为此后民国政府的茶业政策确立了一个总的基调，建立新式制茶工厂、采用机器制茶成为华茶复兴的重要内容之一。 茶厂系加工茶叶的生产单位，按产品可分为将鲜叶加工成毛茶的鲜叶加工厂(亦称“初制厂”)和将毛茶加工成商品茶的毛茶加工厂(亦称“精制厂”)。(11)民国时期，茶厂一般指精制茶厂，是茶业的重要环节，它与制茶技术的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陈椽认为，我国的制茶机械化时期是从1850年至1950年，历经百余年。(12)晚清民国正处在手工制茶向机械制茶的转型时期，近代化茶树种植园与机械化茶叶加工是这个阶段最显著的特点。福建示范茶厂就是中国茶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福建作为我国最重要的茶叶产地之一，拥有闽北、闽东、闽南三大主要茶区，“崇、建、延、泉随地皆产，惟武夷为最”。(13)19世纪40年代，西人对武夷红茶的觊觎导致福州与厦门占据了最早五个通商口岸中的两个，福州茶叶贸易量于19世纪70、80年代达到了顶峰，但到80年代后期开始衰落。光绪年间，除了俄商在福州兴办砖茶厂外，本地有茶商赴印度“学习制茶之法，客岁返闽，变通良法，功效显著”，(14)但此举因破产很快归于平寂。到了民国时期，福建茶业界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茶业已疲于奔命，安得有改良之余裕，且商人以成本过昂，乃有掺假与用回龙茶以图厚利者，政府既无鼓励与改良之举，茶商又取自杀政策，于是闽茶(华茶)之声誉日隳，国际之市场为日本、锡兰等竞争者所夺，以至一蹶不振”。(15)为寻求解决危机的对策，福建省政府实业考察团1934年赴台湾以及1935年柯仲正和吴觉农赴南洋的茶业考察之行，重点就是深入考察当地先进的茶叶实验场与茶厂，以找出福建茶业界与之差距。1936年5月福建建设厅厅长兼财政厅厅长陈体诚主持编撰的《福建茶产之研究》提出改良闽茶治标与治本的若干办法，其中治本就包括提倡“开辟大规模之茶园”以及“设立大规模之制茶厂”。指出“本省非但产茶区域散漫，且各县茶园亦七零八落”，故必须采用科学方法根本改良，“将零碎者开辟为大规模之茶园”。文中在列举了本省茶叶制造的12种弊端之后，认为闽省旧式之红茶制法“全赖太阳热力”，今后“政府应设茶厂应改用印度及锡兰方法，实行室内制造，并采用机制”。(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