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钱是清政府铸造的唯一法定货币，清初各行省相继设立铸钱局，铜钱流通地域涵盖十八行省，成为行用最广的货币。而自明中后期以来，美洲等地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在各地加工而成的银币逐渐成为缴纳赋税和贸易结算的重要工具。学界据此多认为明清时期为“银钱复本位”或“银钱并行本位”。不过，整个清代以及民初的货币本位制度似不能一概而论，陈昭南认为，在乾隆年间以前，中国货币制度受西洋货币制度影响较小，把乾隆以后的时期撇开，可以看到清代货币制度的本来面目。①另一方面，当前研究多忽略“本位制”在中国的传播及接收过程。事实上，“本位制”这一概念经由日本学者译介传入中国，并诱发了中国朝野对本位制的讨论以及晚清民初开展的货币本位改革实践，这一过程从晚清延续至20世纪30年代，直到法币改革才告一段落。 本文拟从检视已有关于近代货币本位的观点入手，分析“银钱并行”体系下铜钱和银币为何无法成为本位货币；继而论述“本位制”的传入过程及引发的中国各界关于建立“货币本位”的思想论争，以及由此开展的币制改革及改定货币本位的实践，最后讨论近代中国本位改革曲折难立的原因。 一、“银钱并行”体系下的货币本位问题 学界关于近代中国货币本位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银钱复本位制，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杨端六、王业键、何汉威、滨下武志、卓遵宏等。②(二)银钱平行本位制，彭信威、景复朗、燕红忠等学者曾就此展开过深入讨论。③(三)银本位制度，侯厚培、魏建猷、全汉昇、万志英皆力主此说。④(四)铜钱(制钱)本位，张家骧、耿爱德等人认为铜钱为法货，流布最广。⑤(五)近代不存在本位制度，卫斯林、赵兰坪、吉田雄虎、Frederic E.Lee、叶世昌等学者均持此说，但他们并未深入讨论其原因。⑥此外，林满红、戴建兵等学者并未论述近代为何种货币本位，而是用银钱体系及“白银核心型”体系进行表述。⑦ 结合“货币本位”和“本位货币”的释义，可以发现“银钱并行”体系下铜钱和银币各有其内在缺点。铜钱无法满足大宗贸易的结算且无法作为储藏手段，实现货币的基本功能；各朝铸造的铜钱形制不一，旧钱盛行；私铸私销长期存在；主币之下无辅币；铜料供应无法保证，多次出现“钱荒”等痼疾。白银货币则不具备无限法偿能力，银锭、银元混用，形制和成色不一。而道光以来白银外流造成的通货紧缩，纸币等新式货币的使用逐渐超过传统的铜钱和银币。除了货币本身的原因外，近代中国受制于羸弱的国家能力，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银行发行统一货币承载国家信用，且无力解决本位货币所要求的统一标准等技术难题，因而并没有真正的货币“本位”。 根据《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的定义：“货币本位，是指统治者把理想的货币作为一种真正含金(或其他金属)充足的货币来铸造，并颁布其重量和纯度，通行全国。”⑧换言之，货币本位是指一个国家货币制度的基本单位和价值标准。全国的货币体系以其为衡量标准，包括明确的主辅币、货币的自由铸造以及作为币材的金属自由进出。⑨“复本位”是指单位货币的价值固定为一定重量的金或银，由此确立了金和银的相对价格。比如，黄金需求的增长就能拉动金兑货物相对价格的上升，同时银的相对价格也会上升。⑩换言之，一方价格变动，另一方势必随之而动。(11)而“平行本位”要求，“使用两种(或更多种)金属货币。它同金银复本位不同的是所有被选定的金属必须同时使用”。(12)“平行本位制”要求两种货币同时使用，互不替代。 前揭“银钱复本位”和“银钱平行本位”的说法均看到了近代中国“银钱并用”的事实，而政府也希望以“银钱相权”的理论来制定货币政策，“钱与银相权而行，欲求钱法之流通，必先定钱直(值)之高下。钱无定直(值)，则铺户之倒换者，得以操其重轻，私家之居奇者，得以伺其赢缩”。(13)由于白银货币以及铜钱均按所含金属的实际价值流通，实际价值高于名义价值的货币往往被熔化或窖藏，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同时，由于铜钱铸造由官方垄断，并不允许自由铸造，进而破坏复本位或平行本位的货币制度。 二、“银钱并行”体系下铜钱/白银作为本位币的内在缺陷 既有研究多对铜钱和白银货币属性的认知存在偏差，或在论述时语焉不详。具体而言，“银钱并行”体系下的铜钱或银币均无法成为本位货币，大致存在以下四点问题。 第一，就铜钱来讲，其具有以下缺陷：首先，清政府虽先后在十八行省设置钱局，但各钱局铸造的铜钱在重量和成色上并不统一，各自在特定区域流通，且前代留下的铜钱仍在使用。而清代历朝的制钱形制也存在差异：顺治初期沿用明末大钱形式，顺治十四年(1657)起，清廷要求户部在钱背加铸宝、泉二字。顺治十七年定钱背纪地，左满文，右汉文。此一时期，铜钱根据背面文字分为五种形制，包括光背、单字(汉字、地名)、满汉两字(地名)、一厘(折合银价)、满文。康熙二十年(1681)至四十年，铸造两种形制的小钱，即户部与工部铸造的小钱和八分钱。康熙四十年后，户部和工部恢复铸造大钱，区别于此前形制。此外，武昌局开始铸钱，因此康熙通宝有三种形制。雍正时期，大钱形制与前代相同，添加铸局名称的铜钱开始出现，如宝浙、宝苏等局，雍正通宝共有16种形制。乾隆时期的铜钱一种由户部、工部铸造，形制较大，铸造量少；一种铸造量多、形制较小，掺入较多的锡、铅。乾隆通宝共26种形制，除宝源、宝泉以及各省局铸造的铜钱外，尚有回部的叶尔羌、阿克苏、和阗、喀什噶尔、乌什铸钱。嘉庆时期，户部铸造部颁样式钱，但流通量小。嘉庆通宝共有20种形制，回部仅有阿克苏局保留。道光朝官方铸造的局私钱大量出现，道光通宝共有16种形制。咸丰朝币制混乱，铜钱自小平至当十、当百、当千等大钱，掺入铁、铅。咸丰铜钱多达150种形制。同治朝，放弃大钱，复铸小钱，同治通宝共有16种形制。光绪朝，继续铸造小钱，恢复当十大钱，铸局虽多，铸量却较少，且私铸钱泛滥。光绪通宝共24种，其中有机铸币四种。宣统朝，仅留宝泉局，旧钱基本消失，铜元盛行。宣统通宝仅有宝泉局铸造的一种形制。(14)而当时并不存在全国性的货币流通均质市场，各地铸造的铜钱只能在该省或邻近地区流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