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至清中期，大运河沿线是最为重要的经济带，是全国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晴雨表。大运河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南北物货大通道，而根本不是如今有人所说的“民间商船是不能使用运河的”。①在这南北物货大通道上，全国各地地域商帮如徽商、山陕商人、闽粤商人、江浙商人、江西商人等极为活跃，从事食盐、棉布、丝绸、粮食、木材和书籍等大宗商品，以及矿产、颜料、皮毛、果木等土特产品的经营活动。各地商帮在运河沿线的商业活动，内容繁复，多姿多色，从而营造出丰富璀璨的地域文化，构筑成大运河文化的绚丽篇章。 一、全国最为重要的南北物货大通道 大运河于明代永乐九年(1411)全线贯通，稍后明廷即迁都北平，国家南北一统，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直到19世纪早期运河淤塞前的4个多世纪中，始终是全国最为重要的物货大通道，南北运输畅达，盛况空前。 明中期的张萱说，在运河中，“吴艧越艘，燕商楚贾，珍奇重货，岁出而时至，言笑自若，视为坦途”。②嘉靖、隆庆时江西人李鼎说，运河中，“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舳舻衔尾，日月无淹”。③直到清代乾隆末年，皇帝也说：“向来南省各项商贾货船运京售卖，俱由运河经行。”④ 运河作为南北经济大通道的功能，在关税征收方面充分反映出来。永乐二十一年，山东巡按陈济言：“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其商税宜遣官监榷一年，以为定额。”⑤宣德四年(1429)，为疏通钞法，明廷在全国33个府州县商贾所集之处，增收门摊税课五倍，自北京至南京沿河设立钞关7处，即漷县、临清、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正统十一年(1446)移漷县于河西务，并在长江沿线设立金沙洲、江西九江钞关，在运河沿线增设苏州、杭州两个钞关。其后兴革不一，到万历时，只存河西务、临清、淮安、扬州、苏州、杭州和九江7处钞关。⑥7处钞关之设，反映出运河沿线是明代商品流通最为发达的通道，也是朝廷商品流通税收的最重要来源。万历时期运河商品流量占全国商品流量的近93％，长江商品流量仅占7％强，到天启五年(1625)，朝廷加大税收力度，运河商品流量比重减少到88％，而长江商品流量增加到12％，但运河商品流量仍占绝对优势。⑦ 清前期，华北、江北的豆麦、杂粮、梨枣、棉花等，南方的丝绸、棉布、木材、瓷器、书籍、铅铜币材等，仍然通过运河流通，山东、河南、安徽的豆、麦、棉花、豆饼、油、苎麻，山东的梨枣、烟叶、茧绸、腌货，河南的酒曲、棉花、钉铁、药材、碱矾、烟叶，江苏北部的酒曲、杂粮、腌腊制品，北方以至边境的皮张，新疆的玉石，仍然通过运河大量南运，而江南的绸布、书籍、杂货、工艺品，仍然扬帆北上。吴建雍依据档案统计出，乾隆四十一年(1776)，经淮安北上的绸布船达376只，杂货船多达3896只。⑧ 如淮安关，档案记载，乾隆“三十五年过关客船一万二千六百四十八只，三十六年共过客船一万零四十九只，今年(三十七年——引者注)仅过船八千零八只”。⑨其中过关豆船，乾隆三十五年多达9003只，乾隆三十六年“通计共过米豆船六千五百五十五只，较上届少过船一千四百只，共过豆饼船四百一十四只，较上届少过船六百三十四只”。⑩可以计算而得，乾隆三十五年、三十六年麦豆船只占到全部商船的70％左右。乾隆四十一年，共有7794只商船经过淮安关，其中米麦豆船7302只，是年经过淮安关的绝大多数是粮船。 清前期，作为粮食的饼豆成为运河流通中比重最大的商品，占了关税的主要部分，而纺织品的比重日益下降。乾隆时，浒墅关税额“资于谷麦米粮者十之六七，资于布帛杂项货物者十之三四”；(11)淮关安无论年岁丰歉，总以“豆货数倍他税，其余杂货较之豆税实不及1/3”。(12)现有研究表明，清前期运河榷关的税收，大体上南下豆货占了60％至2/3。(13)但从运河流量占全国商品流通的总量来说，已由明末的80％～90％下降到清代康熙中期的50％，至雍正初年持续下降到40％，乾隆初年为1/3，嘉庆、道光年间约为30％。 上述均是通过运河交纳税款的商品，除此之外，每年经由运河的漕粮数量也较为可观。明清两朝每年征缴自相当于现今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山东和河南9省区的漕粮400万石，正米加上耗米，实际达到600万余石。(14) 定制，运丁漕运粮食，准许携带一定量的免税商品，叫作“土宜”。清代前期漕船7692号，每船载正耗米500石，初定带“土宜”60石，雍正七年(1729)增为百石：又定舵水土宜20石，每船运丁舵工水手合计共可带土宜120石。额定所带土宜总数约为923000余石，加上超出部分，当在100万石左右。此后漕船所带土宜屡有增加，至嘉庆时每船增为150石，(15)则每年漕船所带土宜已远超100万石。此外，学界一向较少提及，漕船回空也可免费带货。“乾隆初定，回空各帮例带米及梨枣之类”，(16)其时漕船共计6300余只，其中江苏有2900余只，“漕船空重例俱准带货物，凡京城所需南货，全赖江南漕船带运，而江南所需北货，亦赖漕船带回。若漕船全停，不惟南北货物不能流通，与丁船亦多未便”，(17)向来出运，“回空亦许带果物六十石，江西土产磁器、夏布、竹木等项，北省所出黎[梨]枣等物，俱藉漕船往来携带，以供南北民用。今若令行停运，不但弁丁舵水人等概置空闲，与南北货物阻隔，市侩借此居奇，未免于民用不便”。(18)如此，漕船回空所带梨枣等北货，总数则在40万石左右。正耗漕粮，加上土宜与回空带货，总数在750万石以上，甚为可观。由此可见，运河流通货物的总量，其中官方免税的运量，在清代可能不在纳税商品之下，既有研究对运河流量的估计，不免过低，需要辨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