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海外贸易政策的“开放”或“封闭”是一个久讼不决的学术公案。从根本上说，这是源于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和多面相，也因此常出现“选精集萃”导致的定性分析结论的大相径庭。“开放”“封闭”这一对立足于当代视角的定性判断不失为讨论中国古代对外政策的可行路径，但这一分析路径也有其局限性：一是容易陷入“开放—封闭”的二元对立分析模式，强调一面，忽视或遮蔽另一面；①二是难以从整体上揭示中国古代对外政策的复杂性、多样性及其背后的历史逻辑；②三是“开放”或“封闭”只是观察者对海外贸易政策的主观评价，而非政策自身的逻辑，未能揭示政策制定的内在逻辑是如何实现预期的政治经济目标。继续推进这一问题的研究需要在“开放—封闭”的二元判断之外探寻新的分析路径。本文拟对中国古代海外贸易政策取向做一长时段考察，试图从另一角度理解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政策演变的历史逻辑。③ 一、海外贸易是“御夷狄”的手段 宋人章如愚梳理了“历代御夷狄”，即历代王朝处理周边关系的政策，且认为“历代待夷狄皆非上策”，“和之以亲而不庭，怀之以文而不至，要之以盟而无信，饵之以货而无厌”④。“御夷狄”是华夷观念下历代王朝的要务，一则源于处理周边关系，保障政权安全之需，二则源于天下秩序的构建和解说。在华夷观念下，自居“中国”的王朝处理周边关系的行为即“御夷狄”，不论对内统治，还是对外关系，其合法性都必须在华夷一统的天下秩序中才能得到合法性解说。这就需要营造一个既有利于王朝安全，也符合天下秩序的对外关系。在“中国—四夷”或“九州—四海”的天下格局中，海陆四方的“夷狄”皆在“绥御四夷”的整体视域中。如章如愚所说，历代“御夷狄”有和亲、怀柔、盟约、贸易等多种手段。李纲概括为“曰和、曰战、曰守”三策。⑤李纲所说的“和”是和议而非和亲。概括起来历代“御夷狄”的主要手段就是战争、守御、和亲、和议及贸易。 战争是中原王朝处理周边关系的常见手段。在清朝后期国家安全最大威胁变为西方势力的海上攻击以前，历代中原王朝最大的安全威胁都来自北方游牧势力，关乎中原王朝安全的战争多是与北方草原势力的冲突。战争并非恒常，而是处理周边关系的极端手段。在中原与周边关系演进的时间轴上大规模战争占据的绝对时间是少部分，如唐朝和明朝为稳定以本王朝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参与朝鲜半岛反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元朝发动对日本和爪哇的战争等海上对外战争则更少。守御是常态化的军事手段，自南宋始海防成为国防要务，但在清代抗击西方势力以前，海防以弹压海盗为主，防御外敌居次。 和亲是汉唐时期“御夷狄”的常见手段，但毕竟是以华夏之尊下结“蛮夷”，到宋代进一步强化华夷观念的背景下，和亲被认为是辱国之举。庆历二年(1042)契丹乘宋夏战争之机提出割地、和亲要求，贾昌朝提出“和亲辱国，而尺地不可许”，于是又“欲以金缯啖契丹”⑥。最终还是以加岁币解除危机，避免了和亲。元朝人曾说，唐太宗既有“包括四海，指麾群夷”的伟业，也有“屈己和亲”的缺失。⑦明代李如松因朝鲜抗倭之功加官增禄，反对者“诋其和亲辱国，屡攻击之”⑧。和亲是“御夷狄”的不得已之举，并非理想手段。 和议或盟约自春秋战国即是处理不同势力的手段，历史上也屡见正式的盟约，如唐朝与吐蕃的建中会盟，双方遣高官会谈，签订盟约，载之盟文，“藏于宗庙，副在有司，二国之成，其永保之”⑨。宋代处理周边关系常用和议手段，可称之和议体制，其与辽、金、西夏都订立正式盟约，作为长期交涉双边关系的依据。与夷狄和议并非华夷观念下处理周边关系的理想模式，被视为“尊奉夷狄”“坏天下义士之气，而长夷狄豪横之势”的屈辱行为。⑩和议多是双方形成均势，甚至华夷倒悬之时，理想模式不能建立而采取的弹性应对。中国古代，包括清朝前期，海外诸国尚无可与中国抗衡的实力，因而也无需和议手段。 战争、和亲、和议都是“御夷狄”的非常之策而非理想模式。在诸种手段中，多种形式的贸易是最为持久和常态的手段。中原王朝对外贸易的基础是经济的互补性。一是经济类型决定的互补，如中原农耕经济与北方游牧经济因经济类型差异而存在互补性需求，互市、榷场等形式的贸易是历代处理周边关系的重要手段。二是技术水平和地理物产导致的互补。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长期领先于周边国家，周边诸国不能生产丝绸、瓷器、铜钱、书籍等手工业品，或生产质量远逊于中国，从而依赖于中国，而中国因自然环境所限需要海外诸国出产的香料、药材、珠宝等资源性商品。 贸易作为“御夷狄”的手段因其基于互补性需求而成为非战争状态下维持常态化关系最有效的手段，与战争、和亲、割地相比，这一手段付出的政治和经济代价最小，且无损华夷名分。如后人评论，汉武帝用兵“震威而损费”(11)，与夷狄和议“中国之威于是尽矣”，又“不能以地与号假之”(12)，“御夷狄”的最好办法是利用夷狄“贸易百货悉仰中国”约束之，即“蛮中贫薄，所以不轻犯约束，以生生之具皆仰于汉”(13)，可以此使其保持朝贡关系。陆上对外交往中自汉武帝开西域，隋炀帝用互市招徕西域诸国，唐朝西市外商云集，直到明朝以互市招徕蒙古，都是利用其“贪求赏赉与互市之利”，而诱其“遣使求贡”(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