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公认的内涵和外延均十分精准的学术概念，它强调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价格是引导市场配置资源的关键信息。风行全球的教科书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生动形象地定义了市场经济，书中提到：“在一个市场经济中，中央计划者的决策被千百万企业和家庭的决策所取代。企业决定雇佣谁和生产什么，家庭决定为哪家企业工作，以及用自己的收入买什么。这些企业和家庭在市场上相互交易，价格和个人利益引导着他们的决策。”①国内也有学者从市场经济概念的形成及其衍化方面作了细致的分析，指出“市场经济的本质涵义可以概括为：以维护产权，促进平等和保护自由的市场制度为基础，以自由选择、自愿交换、自愿合作为前提，以分散决策、自发形成、自由竞争为特点，以市场机制导向社会资源配置的经济形态”。②这一定义指出，市场经济以行为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追求为默认前提，以产权持有人的自愿、独立且分散的决策为经济行为的基本方式，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以价格为行为主体决策的基本导向，以法律等形式为保护其运行的基本依据。 近代以来，作为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兴起，市场经济亦随之成为全球的主流经济形态。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兴起是一体两面的过程，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资本主义凭借其法律体系，确立了排他的、不可侵犯的私有产权制度，确保了作为产权人的个体和企业依据市场信息处置其产权(物)的权力，产权人通过市场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以及如何消费，且均受法律保护，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得到了保障。因此，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范畴，与作为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相辅相成、浑然一体。而其他社会制度亦分别有自己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样的逻辑架构和分析体系，意味着并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中国是不可能存在市场经济体系的。 然而，近数十年来，亦有学者在探讨社会制度与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关系时，认为二者并非一个系统的两个侧面，而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它们可以自由组合。其中，赵冈就明确以产权是否转移为标志，来判断商品交换的性质是否属于市场经济，认为只要交换过程实现了产权转移，那就是市场经济范畴的交换。因此，他认为可以从传统中国商品交换高度繁荣的现象出发，判断当时中国的经济体系就是市场经济。③ 国内学者对中国传统市场及市场经济问题有更为深入的讨论。这一讨论的基本出发点是，市场经济是当今人类最主要的经济形式，它从欧洲产生，并通过资本主义的扩张而在全球取得主流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现在主流市场经济体系的唯一可能来源。人类历史上有多种经济形态，都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演化成市场经济，当然也可能与市场经济并列。传统中国的某些朝代或者时段，市场已经高度繁荣，市场技术手段也相当发达。经济史学界认为，其中既可能已经存在朝市场经济演化的经济形态，也有可能存在着与市场紧密联系且并列于市场经济的经济传统。对这种市场发达的传统经济形态，尤其是有可能演化成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吴承明称为“跨区域的日用品长距离贸易”，④刘志伟则侧重强调其中国特色，名之为“贡赋体制”，⑤龙登高特别注意其发展程度，将其命名为“朴素的市场经济”，⑥彭凯翔在指出其独特性后，直接称之为“市场经济”。⑦学者们命名虽异，实则异中有同，最核心的内涵均指向市场性质、发展水平，以及其在传统中国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二、《资本论》与吴承明的市场交换理论 吴承明的研究脱胎于曾经轰轰烈烈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大讨论。资本主义萌芽大讨论，受马克思《资本论》“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⑧观点的启发，非常重视传统中国商业史的研究。当时有些学者不对商品、商品经济等概念作严谨的内涵和外延的分析，而是从商业发达的现象出发，总结出中国的资本主义或萌芽于春秋战国、或萌芽于秦汉、或唐宋、或明清等不同结论，纷繁多歧，众说纷纭。在这一过程中，吴承明、梁方仲、傅衣凌等学者敏锐地发现，传统中国的商业与资本主义萌芽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内在联系，从而各自提出了关于传统中国市场的独创性观点和理论。 吴承明的中国市场经济传统理论，核心在于传统的市场分类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市场交换理论。他从商品的二重属性出发，结合二元经济理论，区分可促进技术进步的分工和基于资源禀赋的自然分工的差别，提出了传统中国的地方小市场、城市市场与区域市场，以及特产与奢侈品的长途贸易和跨区域长距离民生日用品贸易等市场的差别，洞察各种商业现象的本质，建构起对中国传统商业的认识框架和理论模型，成为中国市场史研究中最有分析力的经典成果。在此基础上，他最终指出，唯有跨区域长距离民生日用品贸易可以为资本主义萌芽准备条件，它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传统。他说：“我国较早废除封建割据，较早出现全国性市场，生产力的发展长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商品交换确是比较发达的。”⑨虽然“不能把我国历史上的商业繁荣等同于市场经济”，“但是它(指市场经济——引者注)源远流长”。⑩可见，吴承明认为传统中国商业繁荣，出现了全国性市场，虽然这不能等同于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源远流长，意指传统商业具备了市场经济的源头，即市场经济的传统，而跨区域长距离民生日用品贸易就是这一源头。 具体而言，吴承明紧扣商品的二重性和分工理论来建构自己的中国市场类型及交换理论。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沿用了亚当·斯密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认为技术进步是近代化的动力源泉，技术进步促进分工和商品交换，商品交换也反过来促进分工和技术进步，发达的商品流通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之一。因此，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史研究，尤其是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非常重视商品经济，甚至不加分辨地把商业等同于商品经济，把地域与社会分工视为商品经济的必然动力。但是，具有高度洞察力的吴承明运用商品的二重性理论，将一些历史学家混为一谈的市场中流通的物品进行了区分，并按照《资本论》的基本理论，指明了使用价值交换与交换价值交换对商品经济、对分工、对技术进步的不同意义。他指出，使用价值的交换，只是生产者之间的余缺调剂，产品进入市场前并非商品，它是为满足自己需要而生产的，并非源于社会分工而生产，因而其生产反而是反分工的，它的流通既无助于分工发展，也与技术进步没有多少关系，并不对商品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近代经济体系的形成产生促进作用。他认为，只有为了交换价值的生产和交换，才属于商品经济性质，才能促进分工发展、技术进步和近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