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之际元丽互动与蒙古统治高丽制度的构建

作 者:

作者简介:
申万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原文出处:
人文杂志

内容提要:

从元太祖十三年(1218)蒙古赴高丽征讨契丹叛军,到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继位,是大蒙古国政权与高丽互动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高丽对于蒙古政权屈服与抵抗并存,经过蒙古的征伐,高丽出现了归附蒙古政权的趋势。元世祖忽必烈继位以后,改变了对高丽武力征讨为主的政策,通过对高丽怀柔、政治胁迫以及武力威慑相结合的手段,使高丽纳入元朝的藩属体系,元朝统治高丽的制度体系建构完成。这个体系是蒙古统治者政治军事扩张政策和高丽追求国家生存努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表现在高丽以臣服和成为元朝藩属为代价,保住了其政权的生存,元朝则通过控制高丽国王任命、高丽世子入质、元丽通婚等手段控制高丽政权。这种制度成为元朝中后期元丽互动的主要政治规范。


期刊代号:K23
分类名称:宋辽金元史
复印期号:2023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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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3)06-0072-12

      元王朝是中国历史上蒙古贵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元朝与周边国家建立藩属关系,并试图统治这些国家和地区,元朝这种处理周边国家的模式,在中外关系史方面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元朝对高丽的统治制度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建构完成,此后,元朝以此为模板,建构与日本、安南等周边国家的关系模式。尽管元朝与这些国家的互动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无可否认,元王朝对高丽的统治制度是这一时期中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成功的中外关系模式,反映了元朝蒙古统治者对周边国家进行间接统治的基本思路。元朝对高丽的统治制度被高丽概括成元朝“世祖成宪”的组成部分,作为他们抗拒元朝在高丽设立行省,推行直接统治的政治根据;一些元朝官员在讨论对高丽的政策时,同样会以此作为理论根据,反对元朝对高丽的直接统治。因此,忽必烈时期建构的统治高丽的制度体系,对于高丽在元朝历史发展的走向以及此后元朝统治高丽的决策,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有关元丽关系,学术界多从蒙元与高丽之间的战争、元朝对高丽内政的控制、元朝对高丽王任命以及元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考察元丽之间的关系,①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元丽政权之间的互动过程,特别是元朝统治高丽制度构建过程中,元朝的政治目的、高丽政权的接受与反应、元朝对于高丽政治诉求的认可与妥协等问题,进行全面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一制度促成的因素与其对元丽互动进程的影响。

      一、“伐不止”:蒙古对高丽的征伐阶段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太祖六年(1211)成吉思汗南下攻伐金朝,太祖九年(1214)金朝迁都汴京(今开封市),次年(1215)蒙古占领金朝中都(今北京市)。成吉思汗南征的同时,大蒙古国将领木华黎率军进攻辽东,驻守辽东的契丹人耶律留哥投降蒙古。元太祖十年(1215)金朝派去镇压耶律留哥的将领蒲鲜万奴宣布独立,太祖十一年(1216)蒲鲜万奴向木华黎投降,蒙古控制了辽东半岛。太祖十年(1215年)耶律留哥部将叛变,元太祖十一年(1216)于澄州(今辽宁海城市)建立政权。不久,蒙古大军与耶律留哥一起讨伐叛军,叛军将领金山、元帅六哥等逃亡高丽。太祖十三年(1218)成吉思汗派将领哈只吉、札剌以及投降蒙古的女真将领蒲鲜万奴、契丹将领耶律留哥等军队进入高丽,征讨高丽的契丹叛军。面对蒙古军的到来,高丽政权表现出灵活的态度,给蒙古军队提供军粮,并出兵助战。太祖十四年(1219)蒙古、高丽联军将六哥等契丹叛军包围在高丽江东城,攻灭叛军,为蒙古和高丽建立藩属关系创造了条件。②

      1.蒙丽之间的“约为兄弟”

      蒙古军攻陷高丽江东城之前,天降大雪,蒙古军队军粮供应出现问题,于是蒙古统帅哈真(哈只吉)以“约为兄弟”为诱饵,请高丽提供军粮,《高丽史·赵冲传》记载:

      会天大雪,饷道不继,贼坚壁以疲之,哈真患之,遣通事赵仲祥与我德州进士任庆和来牒元帅府曰:“皇帝以契丹兵逃在尔国,于今三年未能扫灭,故遣兵讨之,尔国惟资粮是助,无致欠阙。”仍请兵,其辞甚严。且言帝命破贼之后,约为兄弟,于是……冲即输米一千石,遣中军判官金良镜率精兵一千护送。及良镜至,蒙古、东真两元帅邀置上坐,宴慰曰:“两国结为兄弟,当白国王受文牒来,则我且还奏皇帝。”③

      上述记载说明,哈真向高丽请求军粮供应,“辞甚严”,并且“言帝命破贼之后,约为兄弟”,可以说既有威胁,也有利诱。当赵冲命下属送达军粮以后,哈真说关于两国“结为兄弟”的问题,他要“还奏皇帝”。既然有“帝命”,为什么还要再“还奏”?这让我们怀疑哈真这种在国家层面上与高丽“结为兄弟”承诺的真实性。

      高丽方面对于蒙古军比较配合,“高丽王奉牛酒,出迎王师,始行归行之礼,且遣枢密院使、吏部尚书、上将军、翰林学士承旨赵冲来助,并力攻灭六哥。札剌与冲约为兄弟,以结世好,请岁输贡赋。札剌曰:‘尔国道远,难于往来,每年可遣使十人,赍特赴上。’”④这里的“约为兄弟”应是是二人“约为兄弟”,属于一般人际交往,请“岁输贡赋”,是札剌请高丽“岁输贡赋”,还是赵冲自动请求“岁输贡赋”?二人都是蒙古和高丽双方的将军,是否被授权代表两个政权之间订立盟约呢?下面结合其他史料分析:

      《元史》的《高丽传》对于上述同一事件记载:

      高丽王亲奉牛酒,出迎王师,且遣其枢密院使、吏部尚书、上将军、翰林学士承旨赵冲共讨灭六哥,札剌与冲约为兄弟,冲请岁输贡赋,扎剌曰:“尔国道远,难于往来每岁可遣使十人入贡。”⑤

      上述记载与前一则材料基本一致,其中的“冲请岁输贡赋”,说明赵冲代表高丽要求“岁输贡赋”,说明了高丽对蒙古政权的归附。此后的整个元朝时期,在元朝与高丽的沟通过程中,高丽官方文献包括高丽王室给元朝的《陈情表》《贺表》以及高丽大臣给元朝中书省的奏章等,一般都会提及“约为兄弟”的典故,以此表明高丽与元朝由来已久的密切关系。⑥关于“约为兄弟”的具体情况,高丽人李齐贤有详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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