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3.04.08 传宣，就是将君主的意旨口头转达给官僚机构或臣僚个人，本质上与普通人传口信并无不同。但在帝制时代“王言惟作命”①，君主的口信被复杂的制度包裹起来。这些烦琐细密的制度围绕着三个问题生成：一是传宣的效力，包括它与正式诏令的关系、是否具备行政效力、什么条件下具有效力、有多大效力等；二是传宣的保密与防伪；三是传宣的礼节。本文力图从史料的碎片中将这些制度拼整复原。 所谓君主个人意旨，是指君主以有别于外朝的个人立场或以私人身份表达的政治意见。下面对这一概念稍作阐释与历史追述。 自秦汉以下，官僚帝国的基本模式是皇帝任用宰相为首的官僚进行统治。皇帝一般通过外朝臣僚贯彻自己的意旨，外朝通常也以皇帝的名义颁布诏令。宰相独立裁断并发布命令的权力自西汉以降逐渐式微。宋初，宰相理政所用的文书——“堂帖”，被以“奉圣旨”开头的“省札”替代②。这意味着宰相独立裁断政事并发布命令的合法性被进一步掏空，外朝几乎所有意见都须通过皇命形式发布。在外朝意旨不得不与君主绑定的同时，皇帝似有更强意愿表达独立的、与外朝切割的“个人”意旨。于是，双方围绕君主“个人”的意旨展开新的博弈。一方面，皇帝无法仅靠个人意旨指挥庞大的官僚系统，且完全抛开外朝、明显有违行政惯例的个人意旨会遭质疑和抵制。另一方面，皇帝的“个人”角色与外朝的宰相及百官为代表的“政府”角色并非零和博弈的关系。皇帝可以将个人意旨通过宰相经正常的行政程序下达，还能由宰相监督百官执行。尤其是日常庶务，经外朝审核的政令更具合法性。对于外朝来说，借重皇权易于推行政令。当面临重大决策时，君主表达个人意旨再形成政令可增重其事，减少推行阻力。故而皇帝“个人”与外朝“政府”更多是相互配合与借重的关系。反之，皇帝个人角色在重要决策中失语(如立储、用兵)，或在日常庶政中过分张扬(如频繁介入中低级官僚的任命)，都会扰乱行政节奏甚至最终打破政治平衡，引发政局动荡。 利用专门的文书形式展现皇帝个人意旨，并非始自唐宋。汉代玺书也曾是表达皇帝个人意旨的载体。汉代诏令通常分为策书、制书、诏书和戒敕③，在此之外又有“皇帝玺书”(简称玺书)。玺书通常以皇帝本人名义而作、使用帝玺封装、不经百司而专达④。它借用皇帝个人书信的形式，抬高规格、增重分量。但就现存史料及研究成果来看，口头传旨广泛用于日常行政集中出现于唐宋，而非秦汉时期⑤。这或许反映了唐宋君主有更迫切、持续传达个人意旨，努力使自己的声音不被外朝过滤；展现个人形象，努力使自己的态度不被外朝遮盖的需要。君主的“个人性”被更鲜明和频繁地纳入了日常行政。 由他人口头传达皇帝个人意旨，虽然简洁快速，但显然有更高的泄密和伪造的风险，且皇帝的轻率决定容易干扰日常行政。所以，口头传旨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逐渐被繁复绵密的制度所包裹。宋代的传宣制度继承自唐后期，并愈发细密，其规定关照到传宣的速度与保密、传宣内容的效力、传宣的文本载体、传宣的礼仪等方方面面。如果仔细推敲我们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制度背后，其核心关切并不仅是如何扩大皇帝个人权力、展示个人权威，而是如何将“皇帝个人”与帝国整体的行政秩序协调起来的问题，亦即如何在各类事务中凸显与借重“皇帝个人”，又尽可能避免行政失序的问题。 一、“传宣”溯源与宋代的三种“宣” 宋代同时存在三种不同性质的“宣”。它们的起源相似，只是经过历史的沉积和变异，在宋代变成了不同的事物。要界定本文所讨论的宋代“传宣”，须先厘清“宣”的原始含义及其流变。这也便于我们理解与把握宋代“传宣”制度在中国古代制度演进大势中的位置与特点。 “宣”很早便被用于指称传布君主的诏令。《尔雅·释言》云：“宣，徇徧也。”郭璞注：“皆周徧也。”⑥《尚书·皋陶谟》：“日宣三德”，孔氏传云：“宣，布。”⑦后世常将帝王意旨与诏令的传布称为“宣”，或取其周遍、传布之意。据《汉书·黄霸传》记载： 时上(汉宣帝)垂意于治，数下恩泽诏书，吏不奉宣。太守霸为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⑧ “吏不奉宣”，颜师古注曰：“不令百姓皆知也。”此处“奉宣”指地方郡守承奉既成之诏令并传布于下。黄霸到任后选择良吏宣布诏令，令百姓咸知恩泽出于君主。帝制时代，诏令理论上都出自君主，再由宰相领百官承受并传布于天下。汉初刘邦求天下贤士大夫，“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下相国，相国瓒侯下诸侯王”⑨。御史大夫和相国就是天子意旨的主要承受者和发布者。 然而，即便皇帝与外朝政府没有罅隙，只要内外朝之间存在区隔，皇帝个人意旨与经宰相而成之诏令就会有程序上的分别。汉宣帝时，魏相引用汉高帝时一诏书： 大谒者臣章受诏长乐宫，曰：“令群臣议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国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谨与将军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议：“……。”大谒者襄章奏，制曰：“可。”⑩ 上述流程包含两个环节。第一，大谒者“受诏长乐宫”之“诏”即来自刘邦个人。大谒者受诏后口头传达给萧何等人。此过程相当于宋代的传宣。第二，相国、御史大夫、将军、太子太傅等受诏后再集议、上奏，刘邦制曰“可”，形成正式的诏敕。汉初似乎没有专有名词指称皇帝个人意旨，因此刘邦经谒者传达的意见被泛称为“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