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为与士大夫治天下”

作 者:

作者简介:
顾宏义,男,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史、古典文献学研究(上海 200241)。

原文出处:
中原文化研究

内容提要:

北宋神宗时文彦博所云“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今学界一般认为其指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也有认为此语当解释作“(天子)是替士大夫治理天下”者。通过详细引证比勘诸史料,可知文彦博语远绍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语,而自汉宣帝言“与我共此(治天下)者,其惟二千石乎”以来,“共治天下”说为包括宋朝的历代君臣所普遍接受,只是文彦博代之以“士大夫”而已。故文彦博所说之“治天下”及其他宋人所云之“共天下”“同治天下”,大抵皆为“共治天下”之意。


期刊代号:K23
分类名称:宋辽金元史
复印期号:2023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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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3)04-0069-07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三月“戊子,上巳假,上召二府对资政殿”商议政务,涉及“庆州军乱”“行交子”与“淤田”“差役”“保甲”诸事,当时“上深以用兵为忧。文彦博曰:‘朝廷施为,务合人心,以静重为先。凡事当兼采众论,不宜有所偏听。陛下即位以来,励精求治,而人情未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以来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废坠不举之处耳。’上曰:‘三代圣王之法,固亦有弊,国家承平百年,安得不小有更张?’王安石曰:‘朝廷但求民害者去之,有何不可?万事颓堕如西晋之风,兹益乱也。’”又论及免役法,神宗曰:“兼询访邻近百姓,亦皆以免役为喜,盖虽令出钱,而复其身役,无追呼刑责之虞,人自情愿故也。”文彦博又曰:“保甲用五家为保,犹之可也。今乃五百家为一大保,则其劳扰可知。”神宗曰:“百姓岂能知事之曲折,知计身事而已。但有实害及之则怨,有实利及之则喜。虽五百人为大保,于百姓有何实害而以为劳扰乎?”文彦博曰:“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1]5369-5370

      由于文彦博“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一语,已被今日学界普遍视为宋朝君臣形成新政治形态的标志性话语,是理解宋代政治结构的关键所在。但应如何准确解释“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一语,当今学界却存在分歧:其一是认为“这就是宋代关于‘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一场著名对话”,明确皇帝与士大夫“利益一致,目的一致”,故在士大夫与百姓两者上,“士大夫的利益是第一位的,皇帝应首先考虑士大夫的利益而不是百姓的利益”,同时此语也蕴含这样一个观念,即“治天下”并非仅是皇帝一人之事,其“责任也同时落在士大夫的身上”①。然何谓士大夫?《毛诗注疏·女曰鸡鸣》疏曰:“士大夫,君子之总辞,未必爵为大夫、士也。”[2]又《资治通鉴》记五代汉时“艰于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汉兴至亡不沾一命者”。胡三省注曰:“此所谓士大夫,指言内外在官之人。”②即所谓士大夫,乃指朝廷百官,而《毛诗注疏》所言还包括社会贤达士人,即“君子之总辞”,此大体可视作包括文彦博在内的宋人对“士大夫”一词的一般解释。其二则是认为“与”字或可解释作“为”“给”之意,即文彦博的本意“可能不是强调‘同’士大夫共治天下,而是指‘为’士大夫治理天下;亦即朝廷政策设施的根本目的,应该首先是为士大夫(而非百姓)利益着想的”。这种理解,恰与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对文彦博此语的“批评相合”③。其后有学者进而辨析此语中的“与”字,应释作“替”“为”之义,且“治”字并无“共同治理”之义,故此处“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当解释曰“(天子)是替(为)士大夫治理天下”④。

      文彦博此语,究竟该作何解释?在此不妨先来探究一下宋人乃至后人的相关论议。

      一、“为与士大夫治天下”探源

      通检宋、元文献,文彦博“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一语,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以及源出《长编》的诸史籍如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十五《韩绛宣抚陕西》⑤、《宋史全文》卷十一⑥、宋末类书《群书会元截江网》卷四《法祖》⑦引《长编》曾有载录以外,南宋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集》下卷十三《实录·文忠烈公彦博传》及王称《东都事略》卷六七《文彦博传》、《宋史》卷三一三《文彦博传》皆未载录此语,也未见宋人曾有直接议论者。

      如《实录·文忠烈公彦博传》记载此次神宗召对辅臣议国事,乃云:“彦博曰:‘朝廷施为,务合人心,以静重为先。凡事当兼采众论,不宜有所偏听。陛下即位以来,厉精求治,而人情未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废坠不举之处尔。’王安石曰:‘朝廷求去民害,何不可?若万事隳颓如西晋风,兹益乱也。’安石知为己发,故力排之。”[3]全未述及文彦博尝有“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一语。《东都事略》、《宋史》之《文彦博传》所云,大抵沿袭《实录·文忠烈公彦博传》文字,即在此强调文彦博与王安石间的观点冲突,而着意淡化文彦博与神宗间的意见分歧。

      元初马端临对文彦博此语的批评载于《文献通考·职役考一》,云:“潞公此论失之。盖介甫之行新法,其意勇于任怨,而不为毁誉所动。然役法之行,坊郭、品官之家尽令输钱,坊场、酒税之入尽归助役,故士夫豪右不能无怨,而实则农民之利。此神宗所以有‘于百姓何所不便’之说。而潞公此语,与东坡所谓‘凋敝太甚,厨传萧然’云者,皆介甫所指以为流俗干誉,不足恤者,是岂足以绳其偏而救其弊乎?”[4]此后直至清代,方见乾隆皇帝评议此语,于《御制日知荟说》中批评道:“王安石免役之令,不为无补,既无追呼刑责之苦,且鲜挽输力作之劳,而按户科配,所费实鲜,当时士大夫顾以口角争之,且争之而不能穷其词,如文彦博云‘惟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是岂足以折安石之喙乎?彦博之说,似本于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之意,不知此正所以与百姓治天下也。即当时免役,岂能无弊,弊在务多敛而取赢也。又在今虽免役,而异日助役如故,仍复受役也。彦博不知议及此,但云‘祖宗法制,不可更张以失人心’,至以为与士大夫共治,非与百姓共治,尤理不足以伸其词。是皆安石逆料必有是论,而适合其意者也,岂足以移安石之志哉。”[5]《御制日知荟说》此段文字中称文彦博“惟与士大夫治天下”之语,实“似本于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之意”,此颇可引起今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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