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与人民性

作 者:

作者简介:
卞友江,男,文学博士,临沂大学文学院讲师,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赵勇,男,文学硕士,临沂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
山东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卢卡奇在继承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文艺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总结19世纪的古典历史小说、20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的成功创作经验,从历史的高度与美学之维系统阐发了他对人民性问题的理解。在卢卡奇看来,艺术的人民性不仅是一个关系作家世界观和作品取材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关系作家创作态度和人物布局结构的问题。作家能否创作出真正富有人民性的文学作品,关键不在于他是否认识到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体,并把取材的对象聚焦在人民身上,而是在于他能否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从整体视域将社会历史的变革描绘成人民生活的变革。卢卡奇的文艺人民性思想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人民性传统,它不仅可以从理论层面帮助我们更充分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而且也可以从实践层面帮助我们更好地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的重构。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3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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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23]08-0123-12

       提及卢卡奇(Georg Lukács)的现实主义文论,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是他关于文艺真实性、典型性、总体性和倾向性等问题的论述。在欧洲20世纪30年代关于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的讨论中,卢卡奇写就了大量文章,对以上问题做了深入而系统的阐述。国内学界对卢卡奇现实主义文论的关注焦点亦主要集中在以上四个维度,对其人民性维度的关注则相对较少。①事实上,人民性维度是卢卡奇现实主义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前面几个维度共同构成了卢卡奇现实主义文论的完整框架。卢卡奇在继承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艺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总结19世纪古典历史小说、20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的成功创作经验,从历史的高度与美学之维系统阐发了他对人民性问题的理解。理解卢卡奇现实主义文论中的人民性维度不仅对我们全面把握卢卡奇的现实主义文论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对完善和重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人民性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一、卢卡奇提出人民性问题的历史背景

       卢卡奇对人民性问题的关注始于欧洲20世纪30年代的表现主义论争。在这场持旷日持久的争论中,以卢卡奇和齐格勒(Bernhard Ziegler)为首的左翼批评阵营对当时德国时兴的表现主义文学和艺术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批判。这些批判除了指出表现主义文学和艺术过度追求形式主义和关注小资产阶级的“颓废”心理之外,还进一步指出了其人民性维度的缺失。后面这一点是由齐格勒首先提出的,他在《“现在这份遗产终结了……”》(“Now that legacy is over…”)一文的结尾中抛出了三个设问,其中一个设问明确涉及人民性问题:“接近人民和人民性是每一种真正伟大艺术的准绳,我们无条件地赞成这一点吗?”②在《问题在于现实主义》(“Realism in the Balance”)一文的结尾,卢卡奇呼应了齐格勒的观点,他说道:“在讨论当中,贝恩哈德·齐格勒以非常尖锐的形式提出了人民性问题。人们到处可以感觉到提出这个问题所引起的激动。毫无疑问,这种强烈的兴趣是有某些积极意义的。”③

       在表现主义论争中,针对齐格勒提出的表现主义人民性缺失的问题,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做了如下反驳:“表现主义没有表现出疏离于人民的傲慢,相反:‘蓝骑士’社临摹了姆尔恼的五彩玻璃画,它首先打开眼界去注意那种令人伤感的、凄怆的农民艺术,去注意孩子们和囚犯的绘画,去注意精神病患者的震动人心的文献,去注意简陋的艺术。”④卢卡奇也做了及时回应:人民性并不只是一个单纯关系文艺作品取材与作家世界观的问题,它同时还关系到作家的创作态度和表现形式等问题,“因此,只是简单地不加选择地把人民制造的旧产品收拢过来,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任何情况下都是进步的,都是能唤起人民的活跃的上进的本能”⑤。

       为了彻底澄清人民性这一问题,卢卡奇专门撰写了《历史小说》(The Historical Novel)一书。这本著作虽然是针对历史小说而作,但其内容中有大量关于人民性问题的论述。在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文艺界,除了当时时兴的表现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等文艺思潮之外,还存在一股比较有影响力的文艺思潮,即反法西斯历史小说。与前面两种文艺思潮有所不同,反法西斯历史小说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倾向。这种人民性倾向不仅表现为反法西斯历史小说都在塑造人民形象,而且表现为它们把人民的命运与历史运动联系在了一起。对于卢卡奇来说,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具有人民性,不仅要看其是否描写了人民,更要看其是否将人民的命运与具体的历史环境联系起来,而卢卡奇的这一理解正是从19世纪古典历史小说的创作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在《历史小说》的开篇,卢卡奇指出,历史小说出现于拿破仑倒台之后的19世纪初期,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即司各特(Walter Scott)的《威弗利》(Waverley)。之所以将司各特的作品界定为历史小说的开端,一方面是因为司各特的作品把对历史的书写具体化了,“即人物的个性是从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特性中衍生出来的”⑥;另一方面则“在于他的艺术所具有的人民性”⑦。在卢卡奇看来,司各特艺术的人民性,并不局限于描绘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阶级,还在于“司各特把伟大的历史变革描绘成人民生活的变革。他一开始总是描写重要的历史变化如何影响日常生活,描写物质和心理的变化在人民身上所产生的影响”⑧。卢卡奇认为,在司各特之前,虽然也出现了一些描写人民的历史小说和历史戏剧,但这些作品只是将人民当作历史人物或英雄人物的背景或陪衬,并没有表现出人民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自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出现之后,这种局面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历史小说表现人民的形式通过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和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的发展,最后在托尔斯泰(Lev Tolstoy)那里走向了成熟。不过,自19世纪中叶以后,从雨果(Victor Hugo)和维尼(Alfred de Vigny)的浪漫主义历史小说,到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和梅耶(Conrad Ferdinand Meyer)偏自然主义倾向的历史小说,欧洲历史小说的人民性传统逐渐走向了没落。他们不再将人民性的呈现与客观的历史环境联系在一起,而更倾向于从一种道德或科学的历史立场来表现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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