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否定到隔离：论中井正一对索尔格“反讽”概念的重释

       中图分类号：I0；I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23)05-0066-08

       日本现代京都左派重要美学家中井正一(Nakai Masakazu，1900-1952，以下简称“中井”)，曾在《发言形态与听取形态及其艺术的展望》(『発言形態と聴取形態ならびにその芸術的展望』，1929)、《意义的延伸方向及其悲剧性》(『意味の拡延方向ならびにその悲劇性』，1930)、《文学的构成》(『文学の構成』，1930)、《艺术的空间——关于戏剧的机构》(『芸術の空間——演劇の機構について』，1931)等文章中数次提及卡尔·威廉·费迪南·索尔格①(Karl Wilhelm Ferdinand Solger，1780-1819)的“反讽”思想。索尔格的反讽理论在西方近代文学和浪漫主义研究中颇受关注，但在国内的哲学和文学相关研究中并未得到充分展开。黑格尔曾在他的《美学讲演录》(即《美学》)序论里大力赞赏索尔格并为之辩护②。在Paolo Diego Bubbio所著的Sacrifice in the Post-Kantian Tradition(《后康德传统中的牺牲》)中亦谈到，黑格尔在1828年对索尔格《遗著和通信》的广泛评论中展现出一种对其思想的尊重③。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曾将索尔格称为“黑格尔的体系所要求的一个牺牲品”，“消极东西的形而上学骑士”④。克尔凯郭尔视索尔格之反讽为“消逝于形而上学的静观之中”，是一种“看透了万物的虚空”，“觉察消极东西的器官和感觉”⑤。在浪漫主义反讽的发展历程中，索尔格的反讽常被诸多思想家视为不同于施莱格尔(Karl Wilhelm 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主体性、生成性的反讽，而是静止的、思辨的、追随黑格尔体系的“反讽”。

       作为日本讲座美学第二代美学家的中井，正是在关注辩证法的否定性意义时注意到索尔格的思想。他在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的“语言内在形式”(innere Sprachform)理论，以及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发言形态”与“听取形态”的理论基础上，结合德国现象学家阿道夫·莱纳赫(Adolf Reinach，1883-1917)的“信念”()和“主张”(Behauptung⑥)思想所提出的语言空间论，在语言学与现象学的基础上重新诠释了索尔格的反讽思想，他认为：“在黑格尔的Dialektik(辩证法)的否定背后，能感受到索尔格的浪漫派反讽。”⑦从他数次对索尔格思想的捕捉中可以窥见，中井借助索尔格“否定之否定”为基础的反讽理论，不仅思考隐藏在反讽背后的否定、悖离在逻辑心理方面的可能性，而且也暗含对现代理性主导下的日本现代社会文化心理的根本境况之批判。因此，中井对索尔格“反讽”思想的重新阐释，不仅丰富了“反讽”在20世纪初语言学转向中的理论资源，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重新审视德国浪漫主义思想的路径，而且也为“反讽”的东方化阐释，以及我国当前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借鉴意义。

       一、否定与虚无：索尔格“反讽”的核心要素

       此前诸多关于反讽的研究已经指出，“反讽”(irony)就概念的历时性演化来看主要分为两条发展路径，即作为修辞手法或文学技巧的“反讽”与作为形而上学普遍原则的“反讽”。前者主要处于浪漫主义之前，被称作古典反讽，它规定了反讽的理论基调：言与意的相悖，说话人借助话语的深层意义与表层叙述的相反结构，使话语的内外涵义在整体话语情境下表现出截然相反的语义差。后者虽然诞生于苏格拉底式反讽(sokratische Ironie)，但真正成为一个哲学观念是浪漫主义反讽(romantische Ironie)，尤其是在施莱格尔那里。施莱格尔视“反讽”为一种不断经由反思对既存事物加以批判和怀疑的精神追问。他对“反讽”有三重规定：第一，反讽在自我的创造与毁灭的转换过程中获得辩证法意义；第二，反讽在文学领域具有本体论性质；第三，反讽在不断运动中捕捉无限混乱当中的秩序，是生成性的⑧。这三个规定使“反讽”在浪漫主义时期分别获得了否定性基础、辩证法视域、本体论维度以及运动生成等基本属性。不过，无论作为修辞格还是普遍原则，“反讽”背后隐藏的都是固有的二元对立思维结构——换言之，对立和否定是“反讽”的基本特征。

       与施莱格尔的关注点不同，索尔格重点关注的是反讽的否定辩证性。如果说在施莱格尔的规定中，否定被暗示为一种对反讽生成的基本作用，即否定是以判断的形式植入悖论，经由矛盾和统一的调整，使否定置于反讽的形而上学关系之下的话，那么索尔格就“倒转”了否定与反讽的关系结构，使否定获得了本体论意义。在这点上，索尔格与施莱格尔站在同一立场，他甚至比施莱格尔更加强调“反讽”的否定性作用和本体论维度。他视否定为“反讽”的基础，把否定看作呈现事物本真面相的方式。他指出，“讲到现实需要被摧毁、被否定，我们就必须知道‘现实’是什么意思，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现实本身是通过否定才呈现出来的”⑨。一方面，有限的现实世界需要被否定、被扬弃；另一方面，无限的“彼岸自在”也必须被否定。真正的现实，即真理，唯有在有限性和无限性的双重否定中方能被显现。国内学者将索尔格这一形而上学的中心议题称为“否定之否定”⑩。索尔格的双重否定与黑格尔的不同在于，索尔格的反讽理论建立在神与人之存在关系上，在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矛盾把握中只洞见到取消有限性的无限性之神，而黑格尔却在精神的自我展开中视有限的无限物为无限发展的一个内在环节，这也是索尔格的反讽被视为静态反讽的一个缘由。索尔格“反讽”的第一个否定是指“神的自我牺牲”与“神的自我显现”，“为了神在我们的有限性中存在或自身显现，他牺牲自己且在我们中自我毁灭，因此我们是虚无”(11)。在第一个否定中，神作为绝对的真善，具有无限性和普遍性，它通过寄身于我们而自我显现，它在牺牲无限性自己的同时，也寄身于我们(即有限性，或虚无)之中——换言之，神以自我限制的方式在有限性中显现。第二个否定是指神的再一次牺牲，这一次他牺牲的是寄身在有限性中的自己，并通过这次牺牲返归到无限性之中。“他(神)将自身投向这虚无，以使我们意欲存在，并且他(神)甚至自我牺牲并毁灭其虚无，杀死他的死亡，以便使我们不再保留在单纯的虚无中，而是返回到神之中且意欲在他之中存在”(12)。由此，神通过双重否定走入“无限性—有限性—无限性”的辩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