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的后现代主义

作 者:

作者简介:
金惠敏,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文化理论、美学和哲学(四川 成都610207)。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

内容提要:

后现代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但任何有意义的争辩和讨论都必须首先搞清对手的真实意谓,但恰恰在什么“是”后现代主义的问题上,不少人已经是自说自话了。文章选取赞成后现代主义的美国理论家文森特·B.里奇作为一方,反对后现代主义的德意新实在论作为另一方,进行粗线条梳理和简要评论。赞成方将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风格、一种哲学、一个时期;反对方概括其特征为反讽化、非崇高化、去客体化,两方各有胜景和洞见。在这看似不同的描述中,实则存在着根本性的一致,即均将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话语建构主义,突出话语对实在的遮蔽和取代。这一点确为把握后现代主义的关键,不挣脱实在的牵制和限制,后现代主义哲学就不可能完成对主体性的解构,后现代主义艺术就不可能做到任意的拼贴。要之,后现代主义用话语颠覆了人类与世界的现代性关系。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3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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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3)09-0181-10

       尝试去界定“后现代主义”或许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就像马克思拒绝“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称号一样,那些被公认的后现代主义者如波德里亚也反对别人给他戴上这顶时髦的“桂冠”。福柯、德里达从未公开承认过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职是之故,“后现代主义”便只能是对众多理论的某些共同点的抽象,而非等同于某一理论。具体到理论家个人,即便其主导倾向属于“后现代主义”,也并不能够因此就称他是典型的和标准的后现代主义者。我们只可小心翼翼地说,其思想具有较多的后现代主义因子,不存在纯粹的和彻底的后现代主义者。真正有所思考的理论家无一不是复杂的、多变的。

       必须明确,当我们谈论“什么是后现代主义”时,我们说的不是某个顶着“后现代主义”头衔的具体的理论家,而是他那些与其他有此头衔的理论家大体相同或相近的言说。在这一意义上,后现代主义不是某个人的专利,而是一种思潮、气候、环境、氛围等,每个人都可能被它所熏染、所触动、所附体而代言。甚至,即便那些对后现代主义持激烈批判态度的理论家有时也难以挣脱后现代主义的魔咒,如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①以及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

       基于如上考虑,本文拟以美国文论家里奇文森特·B.里奇(Vincent B.Leitch)与德意(德国和意大利)新实在论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最新言说为主线,兼涉其他相关言说,对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进行再图绘和再定义。可以不必纠结这些言说者是否可被归类为或者自觉地站队于“后现代主义”流派,其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言说或界定,对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后现代主义”都是有所裨益的。

       另外,有必要解释我们何以要选择“进入21世纪的后现代主义”这样的标题或课题,因为不少人认为,作为一种潮流的后现代主义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兴起、70年代席卷全球、80年代中期达至鼎盛,之后便开始经历盛极而衰的命运,且伴随着其代表人物之相继谢世,如伊戈尔顿所宣称:“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完结。”②又如琳达·哈琴之所见:“后现代大可以认为是一个20世纪的现象,即是说,一个过去的东西。”③从90年代至世纪之交前后的一段时间,后现代主义的葬礼在不同学者那里被一遍又一遍地举行,发布后现代主义死讯在西方学界成为一种新时髦和新狂欢。④这实际上也就是说,本文必须回应如下的质疑:21世纪还有某种叫做“后现代主义”的东西吗?这可以继续划分为两个问题:一是后现代主义对于21世纪的世界是否保有其一如既往的阐释效能;二是进入21世纪以后,国际学界是否仍有人在谈论后现代主义,而且绝非只是在挽歌的意义上谈论。因此,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便成为本文所欲倾力探明的首要问题,但同样重要而令笔者不敢稍微放弃追询的是,在所有这些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言说中,我们究竟还能抽绎出哪些可转用于当下和未来的思想。

       后现代主义:风格、哲学、时期

       美国理论家里奇有一篇论文叫做《再访后现代主义》,收入其著作《21世纪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复兴》(2014年第1版)。关于“后现代主义”,这篇文章有不少精辟的捕捉和新颖的见解。其主要论点是反对那种认为“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终结的流行看法,坚持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其仍在持续和发展着:“后现代主义依然健在,且还在不断地发展。当然会有其终结,但现在还远未见到这个终点。”⑤他抓住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紧密相关性而机巧地反问说:“现代性拥有200年的跨度,那么后现代性何以就不能超过许多人草率地分派给它的区区数十年呢?”⑥对于后现代主义在21世纪的延续和进展,里奇挑选的一些支撑性现象和相关理论阐述未必多有说服力,因为反对者也完全可以对其所列举的证据做另外的解读。例如,如今商业化的无处不在、无孔不入,金融套路的花样翻新、防不胜防,组织文化的持续分解、自成风景,身份的重叠和混乱,全球与地方的冲突和磨合,等等,里奇认为,对于这些现象的概括,任何概念都不如“后现代主义”准确和有力,但是这些现象如果放在马克思主义者戴维·哈维眼里,则绝对是仍然落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描述框架之内。哈维多次批评过“后现代”或“后现代主义”词不达意,他承认20世纪60-70年代文化形式上的沧海巨变,但指出:“这些变化,当比较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时,它们更像是一些浮面上的转变,而非标志某种全新的后资本主义甚或后工业社会的出现。”⑦

       如果说对于后现代主义,里奇因处身当下(其中)而不能统揽、前瞻未来,眼力不济,那么他对其既往历史的概括倒是条理分明、历历在目,而且也是简洁有力、一针见血,似可以作为一种确凿的知识接受下来。在里奇,后现代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风格”:“后现代建筑的典范性特征是拼盘(pastiche),后现代绘画是挪用(appropriation),后现代菜肴是大杂烩(fusion)。历史的再生(引注:对历史的循环使用)和混合是其首要的文化模式。”⑧这些描述已经够简约了,在另一处,他还有更惜墨如金的表述,而且涵括面更广,说的是整个“后现代文化”:“在我看来,后现代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是杂乱无章(disorganization)。”⑨而与此相反,现代性的典型特征则是“艺术、科学、宗教和政治的自治(autonomies)”⑩。这不难理解,启蒙现代性是理性替代了神,即理性成为新的神祇;且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理性/神性,故而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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