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列宁在著名短文《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明确指出：“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1960年，李达在《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中也明确说“认识论是辩证法”“反映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②这些判断，说明了反映论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及辩证法的关系。 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没有说过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中。这一术语也是过去为数不多由中国提出而为国际上通用的哲学术语之一。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接着提出：“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③毛泽东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概括了在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和说明世界改造世界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所以，“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一表述既可以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也可以认为是实践论基础上的认识论。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④就是根据这一认识论而形成的经典论述。因此，我们可以视文艺反映论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贡献之一。 虽然毛泽东“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表述只有一次，但由于出现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其影响之大可以想见。而明确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判定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则是始自1961年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1961)。该书上编《辩证唯物主义》第八章《认识和实践》第一小节标题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⑤。自此，文艺反映论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范畴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于文艺本质或根本属性最重要的规定性之一而流行起来。⑥ 后来的研究者，习惯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所有观点都纳入文艺反映论，形成文学反映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存在三十年”的认识，⑦这个判断有其合理的地方，但也不尽符合文艺理论发展史实。这是因为，首先，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观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谱系特有的或者独创的理论或观点，虽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早期理论家也使用这个观点，但其理论资源并不在马克思主义，而且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早期发展还一定程度上批评了文学是社会生活反映的观点；其次，列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艺反映论的影响主要是哲学认识论，而列宁论托尔斯泰的“镜子说”虽然很早就进入中国，但“镜子说”一直没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艺反映论的合法组成部分；最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不仅存在着一个反映论艺术观到文艺反映论的转换过程，甚至存在着一个从批判反映论文艺观到接受文艺反映论的理论过程。可以说，文艺反映论的发生史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中国性即民族特性。 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反映论受到各种批评和质疑，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内部就受到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人道主义论、艺术生产论、存在论、主体论(思维和情感)、实践论、特殊意识形态论、价值论、审美论乃至形式论等各种理论的冲击或来自内部的拓展，但整体而言，文艺反映论并没有被彻底否定，仍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科学性存在的重要基础之一。因此，对中国文艺反映论发生之初的反机械直观、重视实践等特性和本来面目的更多认识，也许能够改变我们对文艺反映论的一些偏见或者不公正的看法。 一、革命文艺理论无产阶级化之前的反映论艺术观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正式滥觞之前，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或时代的反映的认识已经是文艺理论界的常识。甚至可以说，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论断之前，文艺理论界对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认识已经有20多年，只不过二者是两种完全不同哲学基础的反映论。 早在五四之前，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中提倡“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五四之后，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1920年1月4日《星期日》第26号)中提倡“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这里的“社会写实”以及其他人使用的“社会写照”“直写事实”等概念，都可以认为是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早期认识。而郭沫若在《生命底文学》(1920年2月23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中说：“生命与文学不是判然两物，生命是文学底本质。文学是生命底反映。离了生命，没有文学。”这显然是受到柏格森哲学思想的影响。后来鲁迅受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影响的文学观，穆木天所主张的文学艺术是内心生活的象征、写实文学是作家艺术家内意识的结晶和体验的反映等文学观，都可以说是生命反映论艺术观的延续或发展。 在中国最早使用“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命题的则是瞿秋白。1920年7月，瞿秋白在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第一集》《序言》中明确说：“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只有因社会的变动，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⑧瞿秋白以俄国十月革命后出现的“特殊文学”为例，说明这正是俄国政治上、经济上变动的反映。而同年8月，瞿秋白被北京《晨报》聘为特约通讯员派到莫斯科采访。结合瞿秋白俄文专修馆的学习经历，瞿秋白的这一思想认识显然来自俄苏文学理论，但由于史料太少，目前难以考证瞿秋白这一认识形成的理论根源和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