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836/j.cnki.37-1100/c.2023.04.002 中国传统文艺观历来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中国共产党文艺观也是如此。“文以载道”①这一讲求道德内涵的中国传统文艺观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事业的核心理念中，成为中国共产党文艺观的重要方面。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光辉历程中，始终坚持继承并发展“文以载道”这一中国传统文艺观，不断赋予“文以载道”全新的时代内涵。深入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把握文艺领域“两个结合”②的理论推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 一、中国共产党文艺观对“文以载道”传统文艺观基本立场的肯认 在文化传承与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些重要观点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贯彻、不断丰富发展。”③中国传统文艺观强调“文须有益于天下”④。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文”与“道”的关系问题始终被历代文论家关注与阐释。唐宋古文运动领袖韩愈不满当时骈文的晦涩难懂和空洞浮华，主张为文必须言之有物。其学生李汉在为韩愈文集作序时，总结概括出“文者贯道之器也”⑤的观点，认为“文”是贯通“道”的工具，进一步阐释了韩愈的文学思想。与韩愈并称的柳宗元对文道关系的理解亦如此，明确提出了“文者以明道”⑥的观点。自此，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出现了“文以贯道”“文以明道”的文道关系论。在此基础上，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又发明出“文以载道”之说，进一步完善了唐宋古文运动中人们对文道关系的阐发。 “文以载道”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文艺观，无论是“文”还是“道”，都有其特定的思想内涵。就“道”的内涵而言，它与儒家思想中的“仁”具有高度的契合性。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是以其《原道》一文为纲领的。关于“道”的思想内涵，韩愈明确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⑦。此外，他还提出：“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⑧，强调自己所言之道与佛老之道不同，将儒家思想作为“道”的唯一释义。关于“文”所载之“道”，自先秦以来普遍被理解成圣人之道，荀子称圣人掌握并揭示天下之道，故而所作经典亦皆归宗于“道”。汉代扬雄也认为，不研读“五经”就不能够领会天地之道。《文心雕龙·原道》开篇便强调：“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⑨可见，“文以载道”之“道”乃是圣人之“道”。对于圣人之道而言，“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孔子提倡“礼治”与“德治”，其仁学思想作为一种伦理本位的理论体系，后演变为官方的政治学。在“道”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曾让孔子“韦编三绝”的《周易》不仅解析了“道”的存在形态，更蕴含着丰富的儒家思想内涵。从卦画至卦爻辞至《易经》再至《易传》的发展脉络，展现了《周易》所蕴含的从“天道”到“神道”到“人道”再到“义理”的思想内涵，“究天人之际”的使命使得《周易》常被用于教化人心，成为一种治国安邦的政治哲学。因此，“文以载道”的“道”本质上是一种对社会伦理与政教体制的关注。关于“载道”之“文”，韩愈认为，“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声)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宏)其中而肆其外矣”⑩。在《原道》中，韩愈还曾明确说过，“其文诗书易春秋”(11)。可见，能够满足“载道”功能要求的“文”主要是以“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韩愈所说的“文”也和儒家的思想观念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另外，在中国古代，“文”的含义较当代释义则更为宽泛，它由自然之文引申而来，代指一切事物的交错之纹理。《系辞》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2)并称：“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13)鸟兽皮毛的纹理正是卦爻之文的直接来源。东汉经学家、文学家许慎《说文解字》曰：“文，错画也。象交文。”(14)刘勰《文心雕龙》也以“动植皆文”(15)来论“人文”。在古人心中，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政论典籍、礼乐制度等均是人文化成的产物，都属于“载道”之“文”。正如刘成纪所说：“中国古典美学，其关注的对象绝不仅仅是文学艺术，而是有着关于天下国家的广远视野。中国文学艺术，其价值也不仅仅在于愉悦性情，而是具有为政治注入诗意又在理想层面引领政治的双重功能。”(16)儒家思想中的“文”绝非一个超功利性的概念，从未获得自律或独立，而是与主流政治紧密合作的制度产物，这也正是“文”能载“道”的内在条件。因此，“文以载道”的基本立场是讲求“君子处世，树德建言”(17)，即强调文艺的社会价值和政治导向，最终达成审美与道德的合一。故周敦颐言：“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18)一方面，周敦颐将没有道德内涵的“文”比作尚未装载货物的“虚车”，旨在表明“道”的必要性，突出强调“文”的道德内涵和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同货物需要车子来装载一般，“道”也要依靠“文”来承载，正是在“文”的审美感召之下，“道”才能够为人自觉遵循、传承不断。这种重视文艺社会价值的美学思想正是中国思想史中经久不衰的“道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认为“仁”是“美”的前提，赋予了文艺鲜明的政治意义。《文心雕龙》“文之枢纽”部分以《原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为写作的总原则，强调了“道之文”对世人的启发和教育作用。《序志》篇中，刘勰提出了“‘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19)的观点，“经典”意谓经典著作，与“文以载道”中“文”的思想内涵相吻合。而依靠文章来完成的各种礼仪，依靠文章来实施的各项政务，依靠文章来阐发的君臣之业、军国大事，无不体现着经世致用的基本立场。此外，对文艺社会功能的宣扬也体现在思想家们对待乐舞的态度上。《礼记·乐记》集中反映了儒家对于乐舞的审美态度。《乐记》篇探究音乐的本源，指出“声音之道，与政通矣”(20)，认为圣人制礼作乐的初衷是“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21)，这种观点可谓是“文以载道”基本立场在乐舞领域的体现。孔子提出“成于乐”(22)的观点，将“仁”内化为人们心中自觉的价值追求，使人们自发地进行道德实践。他在评价用以表现为政以德的《韶》乐和表现征伐取天下的《武》乐时指出：“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23)这里所提到的“善”即指音乐要符合“仁政”的思想观念。徐复观曾指出：“乐的艺术，首先是有助于政治上的教化。更进一步，则认为可以作为人格的修养、向上，乃至也可以作为达到仁地人格完成的一种工夫。”(24)儒家对乐舞的认识集中体现了政治与审美相互渗透的文艺主张，其关注重点在于文艺的政治导向而非纯粹的审美愉悦。“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25)是孔子所提倡的化育过程。“‘游于艺’既是前三者的补足，又是前三者的完成……有了最后一项，便成为实现了的、物态化了的、现实的人格了。”(26)由此可见，儒家重视“乐”与“艺”，其实质就在于强调文艺的社会教化功能，借此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