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23)-024-09 DOI：10.13399/j.cnki.zgwxyj.2023.02.004 本体论(ontology)原是哲学术语，引入文学研究领域，形成了“文学本体论”的术语和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中国文艺理论界曾兴起一股声势浩大的“文学本体论”潮，使“文学本体论”概念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界最有影响的新兴文学理论术语之一。经过40多年的发展，文学本体论已经衍变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复杂的文论概念，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和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过时至今日，对文学本体论的研究仍然充满了许多争议，回顾和重新审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文学本体论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探讨其理论得失，仍然是非常必要的。本文把文学本体论在中国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前期，第二个时期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本文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40年来中国文论界对文学本体论概念含义的理解和演变，二是简要评述和总结文学本体论概念含义的演变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和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对文学本体论概念在新时期最早由谁提出、如何出现的问题，文论界看法不一。据刘大枫先生考证，新时期文论界最早明确提出“本体”术语的可能是吴调公，他在1981年《文艺报》上发表的《文艺理论应该是文艺实践的科学总结》一文中提出要重视文艺“本体”的研究：“内部规律是本，外部规律是末。没有本体的存在，一切关系都说不上。”[1](P25)他说的文艺“本体”是指文艺的内部规律，这个观点明显受到西方文论的影响，但他对“本体”范畴的理解却是中国思维的，即强调“本体”是根本、自身的含义。从吴调公及其后零星出现的相关文章看，中国文论界对文学本体论这一新名词的最初理解，主要指向文学自身、本身。这一被后来学者称为望文生义的“误读”，其实是与新时期要求文学研究拨乱反正、回归文学自身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因而成为文论界最自然和最广泛的一种理解。时至今日，这种理解仍然在文学本体论概念所包含的丰富含义中占据了一层意义，尽管可能是不能直接道明的。 随着改革开放后国门的打开，西方文化和学术思潮大规模地涌进，文论界也开始从西方文论中寻找文学本体论的合法性证明。美国新批评主将兰色姆的“本体论批评”很快成为最有力的“外援”。兰色姆因使用本体论名称被当时中国文论界许多人认为是文学本体论的开创者。由于文论界一般把英美新批评划入形式主义文论的阵营，人们普遍把兰色姆的文学本体论理解为作品论，即作品本身就是文学本体。但是当时最早系统研究新批评的学者赵毅衡则敏锐地发现兰色姆的文学本体论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兰色姆认为诗的本体性还来自诗歌可以很好地反映或复原人们所处的复杂的“本原世界”，从而为人们提供一种本体的独特知识。“既说诗自身是本体存在，又说诗的本体性来自它能完美充实地‘复原’世界的存在状态”[2](P19)，赵毅衡认为这两个意思是互不相容和矛盾的，由此他认为新批评并不是欧洲那种封闭的形式主义文论，而是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赵毅衡的观点应该说揭示了兰色姆的文学本体论的复杂性。此后，针对赵毅衡的“矛盾论”观点，一些学者也从调和的角度来尝试解释兰色姆的文学本体论含义，如方珊在《形式主义文论》中指出：“在兰色姆看来，强调以文学作品为本体和主张文学与世界相关联二者并不矛盾，而且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正是兰色姆本体论的重要特点。”[3](P180)由此对兰色姆文学本体论含义的理解，在中国文论界又出现了“不矛盾论”观点。但从总体上看，文论界仍然侧重于把文学本体理解为作品本身，只是并不切断作品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密切联系。此外，还有一种理解是从方法论角度提出的，即认为兰色姆是把哲学本体论作为一种方法论用来研究文学和美学现象，提出这种观点的于茀、黄力之等人注意到在西方传统哲学中，本体是关于世界本原或第一原因的最高范畴，具有终极性，是不可以涉及具体事物的，所以他们认为本体论不能移用于文学领域，只能作为一种方法论和研究视角引入文学研究。这种观点的可贵之处是意识到要从西方哲学本体论来理解文学本体论的含义，但是西方哲学本体论非常复杂，有传统和现代之分，兰色姆所说的本体论究竟依据的是哪一种哲学本体论，以当时的理论素养而言，中国文论界还是很难区分的。于茀等依据西方传统本体论得出否定文学本体论的观点，而兰色姆却使用了本体论这个术语，而且传统本体论主要采用理性的逻辑方法，而这一点与兰色姆的本体论批评中处处突出和强调诗歌的感性特征却是相互矛盾的，所以对兰色姆的文学本体论含义的理解问题在整个新时期都没有很好地解决，仍充满许多争议。直到2010年以后，中国文论界才对兰色姆的本体论概念含义有更深入的探讨。但是在新时期之初，兰色姆以本体论为名的批评理论给国内文论界提出文学本体论术语提供了巨大的信心和合法性证明，却是不争的事实。 除了兰色姆之外，国内文论界在新时期1980年代对文学本体论含义理解的另一“外援”则来自西方哲学本体论。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之初，中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本体论的研究也才刚进步，尽管有汪子嵩的《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和陈宣良博士的《法国本体论哲学的演进》出版，但中国文论界主要还是通过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理论来认识和理解西方哲学本体论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和叔本华、尼采的非理性主义都是新时期之初引入国内并产生很大影响的西方现代哲学思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在帮助中国文论界了解和认识西方哲学本体论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是其指出本体论的原义是指关于“存在”的研究，它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他的著名的“存在者差别”批评也显示出西方哲学本体论有传统与现代之分，具有丰富的复杂性。这些观点也促使国内部分学者开始把本体、本体论概念与“存在”含义联系了起来，例如朱立元在1988年发表的《解答文学本体论的新思路》一文就提出，根据西方本体论的“存在”含义，建议文学本体论应该是对文学存在方式的探讨，即探讨的是“文学为什么存在”“文学怎样存在”这类问题，而不是“什么是文学”这种传统的文学本质问题。 以上这几种含义构成了新时期文学本体论最主要的理解方式，有时人们理解文学本体论时还会将其中一二种含义混合在一起，构成了比较复杂的内涵。 新时期的文学本体论术语在1985年开始流行起来，1986年在中国文论界开始掀起一股热潮，1987年达到高峰，各种有关文学本体论的文章铺天盖地，冠以本体、本体论的名词术语也层出不穷。为什么这个时候文学本体论会兴盛起来?主要是因为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文论界从新时期之初开始的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系列不正常的文艺理论和美学问题的反思已经推进到“深水区”，开始对文艺的本质、什么是文学自身等问题进行讨论。重释文学本质特征及自身规律的要求被强烈提出，文学本体论思潮就是顺应这一发展趋势和要求应运而生的。尽管文论界当时还没有彻底弄清文学本体论的具体含义，但是大多数人已经按捺不住地按照各自的理解提出和建设一种新的、更符合文学自身特点的文学本体论来试图取代以往的反映论文论了。在这股声势浩大的文学本体论思潮中究竟有多少种文学本体论的提法是很难统计的，已经有不少论文和论著对影响较大的文学本体论做了分类和整理，相对有系统并对新时期的文论建设和发展产生一定影响的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是形式主义文学本体论，包括作品本体论、语言本体论和形式本体论等几种提法。这类观点明显是受到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影响，把文学作品、语言或形式视为文学的本体。这是文学本体论思潮中影响最大、参与讨论人数最多的一类文学本体论；第二类是人学文学本体论，包括人类学本体论、生命本体论、精神价值本体论和非理性本体论等几种提法，它们把人视为文学的本体和根本。新时期之初，通过对人性论、人道主义和人的主体性讨论，人的问题再次成为中国文学和文论的焦点。随着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引进，文论界对人的认识形成了不同层次和不同视角，陆续提出了侧重于人的生命、自我、精神意识或无意识等不同因素而形成的各具特色的人学本体论。这两类文学本体论虽然提法不同，但对文学本体论含义的理解还是一致的，即都把文学本体理解为文学本身或文学最根本的因素，只是在选择哪一个因素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而第三类文艺活动本体论则不再只着眼于文学活动中某个孤立因素，如语言、形式、生命或自我等来建构理论，而是企图把文学活动的各个要素都尽力纳入文学本体论的范围内进行研究，体现了一种整体的思维模式。活动本体论主要包括存在活动本体论、人的活动本体论、艺术活动本体论和显现活动本体论等提法。它们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都比较自觉地采纳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含义“存在”作为基础，并将其含义与“活动”联系起来并加以阐释，如存在活动本体论的代表朱立元就认为文学是作为一种活动而存在于创作活动到阅读活动的全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