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语境中探讨中国式的现代化及其文学，不能忽略现代性这个话题。毫无疑问，就现代性(modernity)这一术语而言，它并不是中国本土所固有的，而是一个“翻译过来的”(translated)的西方理论概念，与其相关的术语还有(文学艺术上的)现代主义(modernism)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关于这几个论题，西方学者著述可谓汗牛充栋，我也自20世纪90年代参与了国际学界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发表了大量的英文著述，也被认为是代表了一种“中国的声音”①。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现代性又被赋予了更加深广的意义，它与全球化时代的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相交织，并在中国的语境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我们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文学依然绕不开现代性这个话题。那么它与现代性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从文学的视角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又有何意义呢?这些都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出发点仍应该是现代性及其与之相关的一些理论概念。 现代性理论的建构与重构 国际学界一般认为，现代性已不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又与另一些理论话题密切关联，例如后现代性、后殖民性和全球化②，因此我们在讨论上述这些理论话题时总是无法绕过现代性这个不断诱发学者们进行理论建构和重构的话题。现代性在中国也依然与当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毫无疑问，当我们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中讨论现代性问题时，我们不能不涉及国际学界对这个概念的各种定义和描述。在这方面，西方理论家提出了不少重要的定义和解释，这些定义和解释对中国学者结合中国的实践研究这一问题也有着直接的影响③。考虑到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的历史演变和当代意义，我们甚至可以断言，现代性也如同马克思主义等出自西方的概念，不仅仅是西方语境下的产物。它通过翻译的中介已经旅行到世界各地，并在不同的语境中产生出不同的变体形式。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确实，西方世界以外也存在一些跨越空间和时间界限、学科和话语界限的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另类现代性，因为现代性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普适意义的全球性现象，所有的国家，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或北方和南方的国家，都要不断地谋求自身的发展，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国家更是希望早日实现现代化。因此就这一点而言，现代性既是一种单数的宏大的总体性叙事，同时又是一个有着多种形式的复数的变体的现代性④。另一方面，它又可以被当作是文学艺术层面的一种文学艺术探索精神和审美观念，同样，它也可以被视为文化和知识层面的一个政治和文化启蒙大计，或曰一种文化现代性。正是在这二者相结合的基础上，现代性才具有了永恒的生命力，它不断地引发人们的讨论甚至辩论。因此毫不奇怪，当我们今天在中国的语境中讨论全球化现象时，我们依然无法绕过现代性问题，因为现代性与其他来自西方的现象，如后现代性、全球化和世界主义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原体的“另类的”中国现代性。 尽管在中国，我们都认为现代性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一个理论概念，但我认为我们在讨论中国式现代化所依据的现代性理论基础之前，有必要梳理一下西方理论家是如何通过他们的理论影响我们在中国的语境中重建中国式现代性话语的。对现代性和全球化都有着独特思考的英国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谈到现代性的核心意义时开宗明义地指出，“什么是现代性?作为第一个近似的定义，我们可以简单地说：‘现代性’是指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出现在17世纪的欧洲一直延续到现在，随后它也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这一描述将现代性与一个时间段和最初的地理位置相联系，但它在当下的主要特征却一直被安全地藏匿在一个黑匣子里”⑤。应该承认，吉登斯是最早将现代性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全球化浪潮相关联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这种尝试后来在另一位英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的论述全球化的著述中得到了回应⑥。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则进一步将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纳入“普遍的现代性”(modernity at large)的框架下讨论。在他看来，作为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现代性在当下的自然发展和延伸，当今社会经历了种种文化的“脱节”(disjunctures)现象，因此他提议，“探讨这种脱节的基本框架是研究全球文化流动的五个维度之间的关系，这五个维度分别可称为：(a)族裔的维度、(b)媒介的维度、(c)技术的维度、(d)金融的维度，以及(e)思想意识的维度”⑦。总之，现代性在西方的语境下成了一个无所不包和无所不在的宏大叙事，同时它作为一个“旅行的概念”也进入其他语境，包括中国的文化语境，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影响。 对中国的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讨论有着最大影响的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曾对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动态关系作过令人信服的阐释。在回顾利奥塔、哈贝马斯和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理论时，詹姆逊重新建构了一种后现代时代的现代性，或者说一种可以被运用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另类的现代性。在他看来，现代性有这样四个核心论点： 1.一个不得不进行断代的术语。 2.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叙事范畴。 3.对它不加以叙述的方式是通过主体性(论点：主体性是不可表述的)来实现的。只有现代性的不同情境才能得到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