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87(2023)02-0050-10 民主输出作为美国向外扩张霸权的重要政策工具，历来受到学界和政界的重视，美式民主制度输出的动因、过程、机制和影响也是中外学者研究的重点。在美国对华战略中，有着特殊地缘政治环境和战略价值的香港必然成为美国扩张民主价值观、推广美式民主制度的对象。在当前中美博弈持续进行的背景下，有必要对美国对港民主输出战略的缘起、演变和现状进行系统性梳理和分析。 一、美国民主输出的历史沿革 美国的“民主输出”或“输出民主”战略，指的是美国以本国民主制度为标准，将美国式的民主制度通过各种方式推广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或地区、最终推广到全世界的对外战略。①从具体表现来看，美国的民主输出通常将向外输出民主、自由、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的任务置于各种“硬干涉”和“软干涉”手段中，从而实现本国利益，维护霸权稳定。自建国起，美国便标榜其主流价值观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并不断在对外干预中实践、推行、强化这一套理念，其自然不是为了促进国际体系和平有序发展，而是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巩固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 美国的民主输出战略由来已久。在最早的阶段，民主输出是作为一种对外战略思想融合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实际操作当中的。1898年发动的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海外扩张进程的开启，同时伴随着向外输出民主制度。在一战前门罗主义盛行的时期，美国民主输出的对象主要是被其视为“后院”的拉丁美洲。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过渡时期开始，民主输出战略逐渐成型，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二战前理想主义盛行时期。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较早将民主输出和对外决策挂钩，在1918年巴黎和会上提出“十四点计划”，以“民主、自由、道义、人权”等口号掩盖美国争夺国际体系主导权的企图，但因国际政治版图的权力核心仍在英法手中，美国尚无法在全球范围发挥其作用。因此，这一阶段的民主输出主要针对的是拉丁美洲，如美国出兵干涉墨西哥和多米尼加的选举，试图在这些国家建立亲美政权。第二阶段——冷战期间的意识形态对峙。为了实现遏制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目标，美国在冷战期间持续向外输出意识形态。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均极力通过“和平演变”宣传西方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促进苏东地区内部变革；卡特政府正式打出人权外交旗号，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污名化攻击，此政策也被之后的历届政府所承袭；里根政府联合盟友加大反共力度，并加强对民主的对外宣传。值得注意的是，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政策被视作美国对外民主输出的分水岭，正是从这一届政府开始，人权外交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②在此之前，民主输出仅仅被视为美国对外扩张的一种手段，在此之后，美国公开强调民主输出是其根本价值观的对外显化，并不断向外宣示民主在价值观上的正当性和必要性。③第三阶段——冷战结束后的民主输出。克林顿政府将人权视作美国“三大外交支柱”之一，以扩展民主、推广美国价值观的方式确保美国海外市场并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同时，这一时期的民主输出对象主要是俄罗斯、刚刚独立的苏联前加盟国以及中东欧地区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小布什政府则采取了冷战结束之后最为激进的民主输出战略。一方面，美国在“9·11”事件后发动反恐战争，并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建立了亲美政权，实现了民主输出的重大目标；另一方面策划中亚、中东等地区国家的“颜色革命”，干预其选举事务，致使大批国家发生自下而上的政权更迭，并最终建立或扶植亲美政权。奥巴马政府则在美国政府深陷反恐战争泥潭的背景下相对降低了民主输出的力度，放弃了伴随军事行动进行民主输出的策略，改为借助“巧实力”在关键地区有选择性地扩展美式价值观。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策动了香港非法“占中”活动。 从美国向外输出民主制度的手段来看，主要有以下方式。第一，直接进行军事打击。冷战期间，美国多次对包括危地马拉、多米尼加、格林纳达和巴拿马等南美洲国家实施民主输出战略，所采用的方式则是最为直接的军事干涉，目的是推翻这些国家的政府、扶植亲美政权上台。此外，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在针对科索沃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中也大肆宣扬所谓“人道主义”，为发动战争寻找借口。第二，使用经济手段施压。一方面，美国借助经济、技术领域的援助，控制甚至掌握部分国家的经济命脉，凭借相互依赖关系向目标国输出民主。另一方面，美国凭借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的完备的贸易、金融制度体系发起经济制裁，惩罚或打压对其民主输出采取反制措施的国家，如俄罗斯、朝鲜和古巴等国。第三，舆论打击和文化渗透。相比前两项带有强制性色彩的输出手段，政治文化领域的打击和渗透要相对隐蔽。美国通过每年发表的所谓“人权白皮书”污名化世界各国的人权情况，并通过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体宣扬美式民主价值观，试图进行思想渗透，造成目标国社会的分裂。第四，通过非政府组织资助目标国个别反对派团体，在当地煽动、训练并培植这些团体进行对抗活动。从历史经验来看，冷战期间，美国直接通过军事手段输出民主的案例大多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而对苏东地区国家的输出手段则是经济制裁和文化渗透双管齐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军事干涉也逐渐让位于更加隐蔽、灵活的民主输出手段。 从动因和意图层面来看，美国在全球范围进行民主输出是国内国际多方面要素的产物。首先，基督教的救世思想融入了美利坚民族的形成过程，美国将自身视作“上帝选择的特殊国度”并肩负着拯救世界的命运和责任。因此，美国不认为非白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拥有同等的道义和智力水平来选择自己的命运，坚持以自己的标准来左右其他国家的发展。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新保守主义抬头，将推广民主和单边军事行为勾连到一起，体现了“天定命运”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结合。④其次，从现实主义角度来看，美国推行民主输出的初衷也是为了维护、巩固并发展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在政治安全方面，通过输出美式民主制度在关键国家和地区扶植亲美势力上台执政，从而对美国的竞争对手进行打压或包围已经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惯例。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考虑，在民主输出的对象国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更方便美国商品、资本、技术等要素直接进入。从本质上说，美国民主输出战略还是为美国在全球扩张权力并巩固它所建立的贸易、金融秩序服务的。再次，美国通过民主输出弥合与盟国之间的分歧。以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对民主输出的不同态度为例，前者所坚持的美国优先战略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美国同西方盟友的关系，而拜登上台后为了缓和同盟友的关系、提升民主国家阵营内部的相互依赖程度与协作水平而重提民主价值观外交。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民主价值观涉及到国内“政治正确”问题，以价值观为号召可以让盟友放弃部分现实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考虑，从而在对中、对俄问题上更加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