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2023)04-0031-12 “第三势力”是现代政党政治发展的产物。虽然西方政治学界并未将“第三势力”作为一个政治学专门术语，只是在设计相关议题时，才根据情况以第三党、中间政党及相关社会运动等一个或多个概念进行论述，①但作为政党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变量，“第三势力”已成为研究政党体系和政党制度不可或缺的视角。上世纪80年代末台湾地区开放“党禁”及90年代政治制度转型后，岛内政党政治向两党制方向发展，这一中国局部地区的政治语境变迁，为“第三势力”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新的政治空间，也成为探讨“第三势力”的新场域。 一、“第三势力”概念与发展空间辨析 对“第三势力”的研究无法回避政党制度，台湾政坛中的“第三势力”与两党制的制度环境及其政党格局密不可分。对于两党制而言，通常会有一个竞争主轴来形成政党区隔，如围绕经济、社会政策的“左”“右”竞争，围绕社会文化方面的“保守”“进步”之争，以及某些社会中围绕宗教、族群认同而形成的对立等等。②“左”“右”之别虽然也在台湾地区有某种程度的存在，但并不是影响政党政治格局的主要社会分歧。台湾政党政治的特殊性在于：政治转型沿着所谓“民主化”和“本土化”的主线进行，以台湾社会存在的认同问题为核心的省籍、族群、统“独”矛盾斗争为主轴，逐步形成以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为主的蓝绿两大阵营对峙的政治格局。③因此，探讨台湾地区的“第三势力”既要充分观照国民党和民进党之外的政治力量，也要考虑在蓝绿二元对立的政治环境下，多数政治势力难以跳脱统“独”的意识形态光谱，不可避免存在对两大党的依附性特征。 在长期的政党政治发展过程中，台湾地区的“第三势力”大致产生了理念型、个人魅力型、特定议题型等几种形态。理念型的“第三势力”以统“独”分野最为明显，常常居于统“独”意识形态的两端，表现为比国民党更蓝更统，如新党、统一联盟党等，或比民进党更绿更“独”，如“台联党”“时代力量”“台湾基进党”等。这一类型的“第三势力”支持群体较为固定，但也因意识形态极化程度高而难以争取更多选民。个人魅力型的“第三势力”主要依托特定政治人物的高人气形成政治支持，但其支持群体的稳定性相对较差，随着特定政治人物影响力的衰减，这一政治势力难免走向“泡沫化”。典型的如亲民党，党主席宋楚瑜的个人意志和实力直接决定该党的兴衰起落，2020年“大选”宋的个人得票率和亲民党政党票均未到5％门槛，已不再拥有2024年“大选”直接提名候选人的资格；柯文哲主导的台湾民众党一开始被归为这一类型。特定议题型的“第三势力”常以社会运动的形式呈现，如要求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下台的“红衫军”运动，诉求“洪仲丘事件”真相和军队“制度改革”的“白衫军”运动等，但其诉求相对单一、组织性较弱，往往随着社会运动的退潮而烟消云散；围绕特定议题组建起来的政党组织，如以环境保护为诉求的“绿党”“树党”，捍卫宗教价值的“宗教联盟”，主打亲子政见、劳工权益的“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等，在特定理念支撑下或可形成较为稳定的支持基础，但其关注议题和诉求难以撼动统“独”分歧主导的政治动员主轴，难有发展壮大的机会。④此外，以政治参与为目的的无党籍人士及其团体，也是台湾政坛中“第三势力”的重要一支，尤其在地方选举中有着显著存在。 (一)“来去匆匆”：蓝绿夹缝中的“第三势力” 从岛内政治实践看，“第三势力”大多“来去匆匆”，难以改变“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政治宿命。原因主要在于： 其一，国、民两大党主导的政治结构限缩“第三势力”发展空间。如果将岛内各政治势力视为台湾政治系统运转的单元，那么基于各政治势力之间的互动并在一定规则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格局，就是台湾政治系统运转的结构。结构一旦形成便具有独立性，约束着单元的行为模式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单元的实力空间。台湾地区政治制度转型以来，国、民两大党轮流掌握执政资源的政治格局成为限制“第三势力”发展的结构性因素。从两大党的实力来看，作为百年老党的国民党执政经验丰富，坐拥最庞大的党员群体，基层组织遍布全台，近年来社会基础虽有一定程度弱化，但大党地位依然稳固；民进党上台后加快利用执政资源扩大政党实力，布建基层党部和外围组织，培养接班世代和党内人才，整体实力已超过国民党，发展态势稳健。从“第三势力”的成长环境来看，“第三势力”的出现多与国民党或民进党内部裂解有关，诸如新党、亲民党和“台联党”均是两党内部分歧加剧分裂形成；⑤或在某一时期的社会运动基础上演化而来，如借“反服贸运动”之机组建的“时代力量”等。“第三势力”大多在国民两大党主导的政治结构的缝隙中成长，选举等政治参与也常常受到两个主要政党的挤压，频繁代谢也就成为“第三势力”生存发展的常态。 其二，“第三势力”难以跳出以蓝绿阵营为标志的意识形态对立。在台湾“民主化”初期，立基于“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对立的社会分歧建构一度大行其道，但在“民主化”大致完成的20世纪90年代，族群与省籍对立又成为社会分歧建构的主线。⑥2000年政党轮替后，民进党通过挑动统“独”议题、升级两岸对立等开展政治动员、谋求政治利益最大化，统“独”矛盾上升为岛内社会分歧建构的主轴并表现为蓝绿阵营的对抗。这也导致台湾政党政治中的“共识赤字”问题日渐突出，蓝绿政党在核心政策上的差异尚难弥合，社会上统“独”意识的对立难以去除。⑦在以统“独”意识形态对立为内核的蓝绿阵营对抗中，任何政治势力想要发展壮大都不得不回应统“独”议题，对两岸关系表达明确立场。台湾地区的“第三势力”虽然常常自我标榜“超越蓝绿”，但却无法真正摆脱蓝绿阵营的框限，在统“独”意识形态光谱之外另辟蹊径。这也导致“第三势力”一直以来的发展悖论：即欲图发展或保持一定影响力就必须依附于国、民两大党而存在，卧榻之侧难有超越两大党的机会；而想要在蓝绿阵营对抗之外保持政治自主性，就无法回应民众对主要社会分歧的普遍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