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75.8,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23)03-0014-20 2022年2月底,俄罗斯总统普京授权该国军队对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导致两国持续多年的紧张关系迅速升级为军事冲突。冲突对美国各界对台政策认知形成了强烈冲击,越来越多人士强行将并无实质关联的乌克兰和中国台湾地区、俄乌冲突和台海紧张局势进行错误类比,政策辩论日益呈现“乌克兰化”的危险趋势。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于2022年8月初顽固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以及中方发起的一系列反制措施,进一步推动美国各界对台政策认知的“乌克兰化”。美国总统拜登也将俄乌冲突延伸到台海局势,分别于2022年5月和9月两度声称鉴于台海冲突将比俄乌冲突给美国造成“更严重的负担”,一旦台湾地区遭受来自中国大陆的武力“攻击”,他将履行军事“保卫台湾”的“承诺”。①结合其他动向,可知美国政府正以俄乌冲突为契机,加速推动对台政策的“乌克兰化”。 一些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俄乌冲突后美国对台政策调整的动向,批评美国政府借助俄乌冲突加大力度干涉台海事务的做法,反对美国对台政策转向战略清晰。②这些前期研究为人们理解美国对台政策变化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尚未深入分析乌克兰危机对美国各界对台政策认知的影响,也没有结合对美国对台政策变化的长期观察与最新动向,故而难以全面阐述俄乌冲突作为重要变量推动美国加速调整对台政策的机制脉络。俄乌冲突如何冲击并改变了美国政界、政策研究界、媒体以及普通大众的对台政策认知,进而影响美国政府对台政策调整?这将产生何种潜在负面影响?俄乌冲突作为推动美国对台政策调整的重要变量又存在哪些局限?本文试分析上述相关问题。 一、俄乌冲突对美国各界对台政策认知的影响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联合其盟友在贸易、金融、能源等领域对俄罗斯发起了规模空前的经济制裁,并持续提供数百亿美元军事援助“武装”乌克兰。冲突对美国各界对台政策认知造成重大冲击,越来越多人士倾向于支持“保台派”及其政策主张。③ (一)对美国政府的影响 俄乌冲突对美国行政当局构成了直接的冲击。拜登当局高官夸大“中国军事威胁论”,警告将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举措应对中方在台海的可能军事行动,频频向外界释放可能放弃战略模糊政策的信号,对美国军事“协防台湾”的讨论持更加开放的立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强调美国将采取“一切可能的举措”,确保中国大陆永远不会“入侵”台湾地区。④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也明确表示,如果中国大陆对台采用强硬行动,美国势必对华实施针对俄罗斯已使用的所有制裁工具。⑤俄乌冲突也加剧了美军高层对中国大陆可能对台动武的焦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Mark Milley)、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理查德(Charles Richard)等现役军官在国会作证时大谈“中国军事威胁论”,要求进一步增加军费预算,提升美军对中方的威慑力。⑥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艾薇儿·海恩斯(Avril Haines)和国防情报局局长斯科特·贝里尔(Scott Berrier)并不认为中国大陆会因俄乌冲突而加速对台动武,但表示中方对冲突的观察和解读可能会影响其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与方式。⑦尽管美国国务院、军方和情报部门对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评估存在微妙差异,但都针对俄乌战场变化动态评估台海局势,并且在应对台海局势的可能走向方面达成基本共识,即敦促美台密切观察俄乌冲突进展、加强各层面接触并为应对台海冲突准备经验,包括建议台湾当局延长征兵时间、提高战时动员能力、促进军民合作,以及扩大对台武器援助和军事训练合作。⑧最具争议性的政策变化,是拜登总统2022年两度发表的“军事保台论”。尽管白宫官员与国安幕僚随后“收回”(walk back)拜登的涉台言论,并解释官方对台政策并未因此而生变,但这难以阻止“军事保台论”快速成为官方话语的势头。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等高官后续发表的暗示美军可能介入台海冲突的言论⑧无疑让外界更加担忧美方是否正根本性调整其战略模糊政策。⑨ 相比行政当局,国会的对台政策反应更加强烈,甚至连一些民主党议员也开始接受“军事保台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鲍勃·梅嫩德斯(Bob Menendez)赞同拜登的“保台论”,认为这种明确性有助于确保美国在台海拥有“可信的威慑力”,并呼吁美国继续全力“支持”台湾。⑩在拜登正式宣布“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IPEF)前夕,梅嫩德斯和参院外委会资深共和党议员吉姆·里施(Jim Risch)率领50位两党议员联合致信拜登,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显示了美国及其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对乌克兰的)切实经济支持的价值”,要求将台湾地区纳入该框架之中,以传递美国对“台湾及其繁荣和自由坚如磐石的承诺的宝贵信号”,声称“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与台湾的经济接触越多,我们对抗胁迫的集体抵抗力就越强”。(11)比较而言,共和党人则毫不掩饰对既有政策的不满,呼吁拜登当局彻底抛弃战略模糊政策和一个中国框架,主张军事介入台海事务。(12)在多数共和党人看来,中国大陆必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样对台动武,美国及时采取行动才能避免台湾地区成为下一个“乌克兰”。佩洛西执意窜访台湾地区及其引发的中方一系列反制,包括持续数日的围岛实弹军事演练,加剧了台海紧张局势和中美对抗态势,无疑已成为继俄乌冲突之后另一个影响美国政界对台政策认知的重要变量,为美方进一步调整其对台政策提供了“弹药”。 (二)对政策研究界的影响 俄乌冲突对政策研究界产生了不尽相同的影响。(13)对于原本就主张战略清晰政策的“保台派”而言,冲突进一步强化了他们有关美国军事“协防台湾”的立场。例如,前国务卿、哈德逊研究所杰出研究员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国防部前副助理部长、“马拉松倡议”共同创始人柯伯吉(Elbridge A.Colby),国防部前高官、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主任卜大年(Dan Blumenthal),国防部前副助理部长、哈德逊研究所海权中心主任塞斯·克洛普西(Seth Cropsey)等坚定的“保台派”人士,夸大俄乌冲突对台湾问题的影响,认为中国大陆更可能对台动武。同时强调台湾地区对美方的战略重要性要远远高于乌克兰,主张美国采取一切手段全力“保台”。(14)其他具有“保台”倾向的人士,如国防部长前特别顾问、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尔·布兰茨(Hal Brands),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中国事务部前主任约瑟夫·博斯科(Joseph Bosco)等人,也类比俄乌局势与台海局势,声称中国政府因乌克兰危机而改变对台政策,而拜登的“军事保台论”是阻止中国大陆使用武力的“明智战略”,并建议美方投资常规武装力量、与台湾地区共同研究防御与作战方案、对台出售进攻性武器等,提升预防中国大陆动武的威慑力和冲突爆发后的军事介入能力。(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