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典美学之系统

作 者:
沈沫 

作者简介:
沈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长聘教轨副教授(上海 200240)。

原文出处: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中国古典美学具有独特的精神与品格、风度与气韵。从不同艺文实践中概括出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是各自独立的,但这些范畴并非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彼此之间有着内在的意脉。在古典美学之中,感与思是审美经验的起点,情与理是审美生成的主体,景与象是寄托情理的客体,证与悟是审美认知的历程,心印是审美意识的凝结,境界是审美结果的显现,永恒是审美活动对时空限制与功利态度的超越,这一系列范畴及其关联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深层结构。中国古典美学不仅突破了认知的局限,而且引导我们走向生命的深处,把握独特的真性。对形而上的不断追寻与对形而下创作的不断探寻相互交织,感性的想象、理性的思辨、悟性的觉解、真性的归复在不停地渗透交融,这是中国古典美学散发永恒魅力、焕发巨大创造力的原因。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23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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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前中国学术生态中,探讨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及其系统是一个十分困难但又势在必行的尝试。说其十分困难,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思想的分化。现当代以来一些学者围绕美学所进行的思考与探索,多体现为对黑格尔、康德、谢林等西方经典哲学理论与当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引介。与研究中国古典美学传统的本土学者和汉学家相较,前者致力于西方理论的引进与译介,后者不断开掘中国古典美学在当代的意义与价值。两者皆具有重要意义,有一定的共通性,但也有极大的差异。二是因为学科的分立。高校的美学研究主要分布在哲学系、中文系、艺术系、马克思主义学院等院系当中,不仅思想多元、人员多样,而且研究理路不一、视角不一,有的偏重艺术哲学,有的偏重文艺美学,还有的偏重于对艺术品特质的讨论,因此在分散而多元的学科布局中难以寻绎出一个中国古典美学的系统。加之部分本土学者认为古典美学思想散落在不同文艺领域,有的甚至只是灵感兴现,实在也没有必要将各类要素强行“捏合”为一个整体。而说其势在必行,是因为上述分化与分立带来的共同后果就是走向学术与心灵的封闭:西方学派的质疑往往因遇不到像样的对抗而自我强化,本土学者则因难以取得共识而裹足不前,这从相关高校传统美学学科的式微就可得窥一二。要避免中国古典美学的“贫困”甚或可能的“没落”,就必须进行理论的建构性综合,从庞杂而分散的词汇与术语中凝结共识度高的概念,再通过概念、范畴的联立与推演而建立起相对独立的体系。这将是中国建立自主知识体系的努力的一部分。如果这最初的一步迈不出去,那么传统就会在西方与现代的追逐中迷失,美的历史也会继续在时间的流淌中沉睡。以上就是本文的写作之由。

      一、中国古典美学的存在形态、阐发方式及其问题

      中国古典美学根植于精深博大的中国哲学,而又广泛集纳中国文学艺术的创作实践与观念体悟。中国美学既具有独立之精神样貌,又具有深厚丰富之内容。从先哲先贤的讨论来看,大体上可从三个层面来把握中国古典美学的内涵。

      一是根源论,即从儒、道、释、骚、气等不同思想派别追踪美学的源流。这些思想或理论不仅为美学提供了深厚资源和丰富启示,其中相当一部分还可以被视为对美学观的哲学阐发。自神巫时代结束,礼乐传统和孔门仁学把对神的崇拜与歌颂引导回现世秩序的确立与人的独立。儒家奠定了君子人格养成的基本模式,孔子强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非常注重诗的兴观群怨、礼的心敬行宜、乐的崇善中和,这些成为后世修身进阶的次第。道家在普遍生命之流行变化中体验天地大美,强调齐同万物、冥然物化,主张“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特别是庄子所谓“与天和者,谓之天乐”,透出一种超越世间伦理的愉悦。释家提供了思考世界意义本原的方式,禅宗所推崇的通过瞬刻的领悟而把握世界的本体、永恒的存在,与审美活动极为近似。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具有唯美与感伤的传统,为中国美学注入了无限深情。气化哲学视天地自然为一生命流荡的世界,产生了以重视生命为倾向、表现宇宙节奏为目的的观念。这些为中国美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上的深厚根基。

      二是形态论,即由不同质素的构成与衍变把握超越功利的旨趣。与美相连的质素,概括地讲,涵盖了知识、时间、空间、大小等等。而在中国美学中,美通常要跳脱出知识的框架,正如孔子云“天何言哉”,庄子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禅宗强调“妙契无言”,不可言说似乎成为“至美”的特征。中国艺术家创造出的美,尽管也不乏以时统空,在流动中把握世间的一切,但逐渐超越了时空的场域,期冀在瞬间中拷问永恒的意义,把握生命的真实,所谓“荣落在四时之外”。中国对于美的考量既尚大也不排斥小,中国美学由此既“致广大”又“尽精微”。美依这些质素而呈现出不同形态,但美的感悟则在知识之外、空间之外、时间之外、自身之外、色相世界之外,充分体现出超越的特征。

      三是范畴论,即标识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概念和范畴。不同哲学因对生命本体的不同理解而在谈美的核心范畴上具有差异。儒家重气,如孟子所谈“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物质性的气变成了自然性与道德性的统一,遂在六朝出现了人格修养与文艺修养均重养气的情形,如曹丕“文以气为主”,刘勰“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①。老庄重道,不认可“咏而归”,而向往“逍遥游”,故与道冥同、自然而然成为具有审美意蕴的追求。屈骚重情,充满了活泼的性质、瑰丽的想象、繁复的意绪,美因对现实的深情而永在。禅宗重悟,而悟往往是一种自然景色所指向的空灵透彻的心境,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②,于是境界就成为中国美学的重要范畴和特色。

      受先哲的影响,近现代的美学研究及其理论叙事大多都是在以上三种形态上下功夫。王国维先生在第三个层面即“范畴论”上的建树颇多,拈出“境界”二字为诗词美学确立标尺,并上升到事业与人格高度。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美学四讲》等著作在第一和第二层面为理解中国美学提供了重要背景。叶朗先生的《中国美学大纲》《中国美学通史》也提出“美在意象”的经典论述。朱良志先生不仅以《中国美学十五讲》论述中国美学的结构,通过《唯在妙悟》《理学与诗学》等专卷探讨儒释道对中国美学的影响,同时也结合诗、画、书法、园林等具体文艺样态深刻揭示出古典美学的特点,既广阔又精深。

      尽管中国古典美学存在的三种形态及持续研究都是重要的,但是笔者更倾向于基于范畴论而建立起一个中观层面的理论系统。到目前为止,中国美学的研究方向往往集中于哲学思潮及个别美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或典型风格。这固然能够让我们去体察和感悟思想的深度,也便于我们感知古典美学的独特形态,但同时却也使我们对中国古典美学的理解或笼罩于哲学思想的光芒之下而不得其实,或炫迷于不同作者、不同艺术载体、不同经典风格的比较中而不得其要,或沉溺于单个概念范畴的钩深索隐而不得其全。对中国古典美学的阐发,不是仅仅通过“道”“天”“气”这些元概念来展开,而是需要建立一种涵摄古代艺文领域的系统性,使对古典美学的理解能够与诗、词、文、画、书、园等艺术创造相衔接、相贯通;不是仅仅传递一种对美的精微感受,而是需要建立一种可观察、可把握的系统性,让身处不同文化境域中的人们经过了解都能从中获得认识和感悟,而非仅仅适用于中国一域;不是仅仅铺陈一些相关的概念并平行摆布,而是需要建立一种能够深刻阐发概念之间内在联系的系统性,使得我们对中国古典美学的理解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展开,而是在回环往复中螺旋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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