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四十年里，关于毛泽东的流行书籍和学术论著数不胜数。其中涌现出一些关于精英政治的历史研究，这些重要的历史研究十分有新意。①不过，近年来毛泽东时代中国研究最具创新性的学术成果并不是关注“伟大的舵手”个人，而是关注中国社会的某些方面和一些个案的研究。 现在这一代的学者可以获取更多的档案资料，他们也使用记录亲历者口述的方式，这些都使他们的研究获益。一些学者开始使用所谓的“垃圾资料”。这些资料往往是从废纸回收站或者从二手书市场买到的，里面有大量可以用于个案研究的材料，如请愿书、个人档案、日记或外送保管的档案文件，档案管理人员和资料拥有者均将这些材料当作“废品”。此外，中国学者现在能够在中国大陆、香港出版一些重要的书籍。基于这些新的材料，他们能够提出一些重要的新问题。 毛泽东时代研究在西方也成为中国研究的热门选题。美国和德国选择这个题目的博士候选人数量都在持续上升。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研究组”(the PRC History Group)成立，一个专门讨论该主题的网站(www.rchistory.org)也建立起来，为各国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建立了一个联系网络。长期由政治学家主导，并以中国的中央领导为重点研究对象的毛泽东时代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的参与。 一、书面和口头资料的局限性 过去几十年里，学界对民众在当代中国历史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有所改变。在1950年代冷战开始的背景下，西方学者更多将中国社会看作一个中国共产党对其人民实行全面控制的极权社会。他们描述的中国社会景象是：成千上万身着毛式服装的“蓝蚂蚁”，行动高度一致，盲目地执行着上面的命令。②中国官方的宣传也强化了这样一种执政党和老百姓之间天然保持一致的画面。 不同来源的资料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画面，我们看到有瞒产、谎报、偷盗、黑市买卖和非法迁移等“日常反抗”的挖墙脚做法。③但是，过分强调这些做法可能会让人觉得这些普通老百姓在对抗党和国家。其实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自愿执行国家政策或使用阶级斗争的语言，要么是为了在与国家机关的讨价还价中得到好处，要么只是为了自我保护。④采取合作态度可能源于一系列不同的动机，可能是热情的支持，也可能出于机会主义，亦有可能是出于内心的不安。1950年代普通中国人和卷入早期“文化大革命”的年青一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持多种不同态度，有人满怀希望，有人理想幻灭，也有人逍遥旁观。“日常反抗”并不是唯一形式。 毛泽东时代的研究仍然面临相当大的挑战，我们必须对所面临的局限性保持清醒的认识。研究毛泽东时代的学生必须记住，我们研究的是一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执政的坚持走中国自己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研究条件与研究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在中国，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讲话的汇集仍然经过精心挑选和编辑。领导人的传记是根据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的档案编辑出版的，但中央政府以外的学者都没有见过原始档案。⑤中央档案馆不对中国学者开放，更不用说对西方学术研究人员了。此外，中国所有公共档案的管理部门都是国家机关的一部分。理论上，根据国家档案法，各种文件在三十年后都可以公开，但如果执政者认为哪个问题比较敏感，可以随时重新分类，重新设定文件的保密级别。一般来说，市级和县级的地方档案资料比省级的更容易得到。一位学者说过，中国的档案保管情况五花八门，县级档案馆有时不按严格的规定办事。⑥实际上，在地方档案馆查找资料取决于查找时间、个人关系和偶然的巧合。查找档案这一天，谁在档案馆当班经常是最为重要的。 档案的可获得性对哪个地区的案例最终被写入学术文献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西方和中国学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至少是基于书面资料的研究，常常极为关注50年代初期和上海地区。这种倾向性或多或少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绝大多数档案管理人员认为1950年代初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黄金岁月”，其敏感程度远远低于经济困难时期或“文革”等后来的时期。第二，上海市档案馆是中国最专业、对外国研究人员最开放的档案馆，并因此获得了良好的声誉。所谓“上海学派”的发展与随时可以获得材料是密切相关的，“上海学派”主要由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学者组成，他们主要关注地方社会史。⑦相比之下，北京的历史学家，一般更多地研究国家通史和中共党史。 档案资料可获得性的不均衡造成了中国地方史由上海主导，但是对于全中国的地方史研究，上海并不具代表性。1949年，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并且其文化和商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的影响，这在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对于那些毛泽东时代生活在远离沿海城市的人，如甘肃、青海、宁夏、贵州、广西或西藏等地区，对其历史的学术研究非常有限。中国官方出版了一系列省级和县级编年史，但这些编年史只给我们提供了官方叙述，其中有关三年自然灾害或“文化大革命”等事件的信息十分有限，这当然不足为奇。而地方学术机构则普遍缺乏资源、不具权威，无法对毛泽东时代比较敏感的问题进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