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一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的著作。这不仅表现在他从基于社会实践的认识论而不是一般认识论的高度对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作出了深刻的阐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推进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和实践之关系的基本理解。《实践论》的核心意义在于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通过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这一中介形式而清晰地、原创性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说，它的意义在于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意识①。当我们从这一角度来解读《实践论》时，我们就能对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历程作出更为深刻的把握。 一、从认识和实践的统一到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在写作《实践论》的1937年之前，毛泽东阅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列宁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主要涉及的是唯物史观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等内容，而并非关于认识与实践之关系的具体论述。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直接参考材料是他当时阅读过的苏联哲学界的一些理论著作，尤其是西洛可夫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米丁等人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但仔细对比《实践论》与上述两个文本，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的《实践论》不仅完全不是像施拉姆等西方学者所说的是对西洛可夫和米丁等人著作的“抄袭”，而且，毛泽东还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把苏联学者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认识与实践之辩证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向前推进了一大步②。 西洛可夫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第二章“当作认识论看的辩证法”中对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进行了阐释，但必须指出的是，他们主要是从一般认识论而非基于社会实践的认识论的角度来阐述这种关系的，因而其阐释重点是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认识对实践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等观点。“现实变化着、发展着。我们关于现实的认识，也随着现实一同变化。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受动的反映现实，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像照相镜那样，无条件的摄映在自己眼界中的一切对象。人类的认识，是当作一个动因被包含在多方面的社会的实践之中的能动的过程。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人类的认识，表现为能动的起作用的动因，参加于社会的改造。”③米丁等人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阐述重点是包括物质生产活动、阶级斗争、科学创造等在内的全部社会实践是认识之真理性的标准，同时他们也对正确的认识对实践的指导意义进行了强调④。可仔细分析毛泽东的《实践论》(最初讲授提纲的标题是《辩证法唯物论》)，我们不难发现它与上述两个文本之间的不同：毛泽东关注的是社会实践对人的认识发展的决定作用，而西洛可夫和米丁等人关注的则是人的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问题。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不关心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问题，而是要看到毛泽东关心的是认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性问题，“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⑤。 这两种提法虽然看似差不多，但实则是后者对前者有重要的推进。从一般认识论视角中的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的角度入手的米丁、西洛可夫等人虽然也强调实践对认识的基础作用，但他们的解读视角主要集中在实践是认识的真理性标准的问题上，而且他们在阐述这一点时也只强调实践对认识之真理性的一次性决定作用。“只有当社会实践过程中、首先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维中所预想的结果的时候，人们底认识才会发生力量。假如人底认识不照外界过程底实况来反映这些过程的话，那末人们在实践的活动中也就不能达到意识中所预想的这一活动底各种结果”⑥。他们即使提到认识来源于实践的问题，也只是从人的认识是社会生活实践的一部分等一般唯物主义的角度来加以论证，而没有展开对此问题的历史发生学阐释。从本质上讲，他们这种关于人的认识之来源的观点只是用来佐证实践是人的认识之真理性标准，而不是真的就人的认识来源问题展开思考，更不是对人的认识发展的来源问题进行论述。譬如，米丁等人指出，“现在要问，为什么只实践能证明我人认识底现实性，为什么实践以外就没有认识底真理性标度……呢？这是因为人底意识只是社会生活底一方面，它在实践以外就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底生产一经停止，人底意识底活动也就立刻停止”⑦。 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此问题的阐释要深刻得多。他从以下三个维度对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进行阐释：首先，社会实践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毛泽东当然承认人的意识是社会生活实践的一部分，但他并没有停留在这一层面上来阐释实践是认识的来源问题，而是一上来就直接切入社会实践与人的认识发展之关系的理论层面。他指出，由于作为人类最基本实践活动形式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不断发展的，依赖于物质生产活动的人的认识活动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⑧。把认识的来源问题提升到认识发展的来源问题的层面上来加以讨论，这不仅会赋予社会实践以更重要的地位，而且还必然会更加重视物质生产活动这一最基本的社会实践形式的历史性作用。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在“当作认识论看的辩证法”一章中并没有专门论述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性作用，米丁等人在“社会的实践为认识底标度”一节中虽然谈到了物质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人类实践活动，但他们并没有从中引出基于物质生产活动的特定的阐释视阈，相反，他们在强调了这一点后，马上转向了人类实践活动还有阶级斗争、科学创造等其他实践活动方式并由此而得出人类认识的真理性标准是全部社会实践活动的总结的结论。而毛泽东则不同，物质生产活动是他阐释实践是认识发展来源问题的重要理论维度。正因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所以，依赖于这种最基本实践活动的人的认识也必然是处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的认识，而不是停留在一般唯物主义层面上的某种认识状况或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