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贡献及启示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正军,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站博士后,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唐皇凤,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

习近平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进行了开创性的积极探索和历史贡献,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族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相结合,探索形成了内涵丰富和卓有成效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应始终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以筑牢政治保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维系制度功能;增强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以共建精神家园;培养和选拔优秀民族干部以壮大骨干力量;助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以夯实物质基础,不断发展完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23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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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3)05-0054-12

      习近平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1](p.243)“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探索历来是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核心议题,关系到国家统一、政治稳定、边防巩固和民族和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民族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重大原创性论断,特别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2](p.243)对新时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新情况新变化做出的科学研判,为统筹谋划和推进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和根本指导。作为新中国开创者和各族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历程中,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进行了开创性探索,不仅锻造了凝聚力空前强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我国民族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对于新时代发展完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任何一种伟大的思想理论都不是凭空臆想而来的,都是在继承和借鉴前人思想成果基础上生成的。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思想,绝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具有深刻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一)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思想

      毛泽东自幼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民族思想识对他影响深远。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大一统”“协和万邦”等思想文化和政治观念,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文化渊源。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缔造了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中华文明。在5000年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思想将各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促进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团结奋进。

      第一,倡导“和合文化”思想观念。“和合”一词最早出自《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就是说商契能和合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最初含义是,协调各种关系与各种规范以及治理国家的方式。“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文明中诸多元素之间和谐与理想关系状态。“和”指的是和谐、和睦、和善等思想;“合”指的是结合、联合、融合等思想。就探索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而言,“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求和合、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倡导求同存异、推崇天人合一的境界,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多元统一的价值观。《管子·幼官》有言:“蓄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和”之思想的具体发挥,体现了贵和、重生的思想观念。

      第二,提倡“大一统”政治思想。“大一统”思想是把各民族世代维系于统一的大家庭的政治纽带。“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强调的是天下诸侯皆统一于周天子。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要保持政治法纪的高度统一,必须在思想上要统一。《汉书·王吉传》也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可见,春秋时期,大一统已经成为一种被社会所崇尚的观念。从古至今,从西汉时期“华夷观”、隋唐时期“华夏一体、华夷一家”到元明清时期“蒙汉一家”“满汉一家”等民族思想,“大一统”政治观念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无论是哪一民族成为统治阶级,都将“实现大一统”作为最高政治任务和政治理想。

      第三,推崇“协和万邦”的社会和平思想。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爱好和平、睦邻友好的优良传统,“协和万邦”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整体和谐观的价值表现。《尚书·尧典》说:“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其意是称赞帝尧统治天下时推行仁政德治,百姓相处融洽和谐。“协和万邦”体现着中国古代先哲圣贤的政治理念,是儒家思想关于邦国、社会和民族之间关系的基本态度和准则,有力地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大一统国家的建立。自秦以来,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协和万邦”理念已根植于华夏大地,并深深印在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中,成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牢固纽带。

      (二)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理论

      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对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做过专门论述,也没有形成系统明确的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理论。然而从大量经典文献来看,他们在揭露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指导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时,有关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论述早已散见其中,并贯穿于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过程,对此可从以下三方面加以概括。

      第一,强调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需要各民族共同团结和奋斗。1866年1月,恩格斯在《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一文中强调,要加强各民族团结在各民族发展和民族革命运动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波兰、德意志和意大利来说,争取恢复民族统一就成了一切政治运动的第一步,没有民族统一,民族生存只不过是一个幻影。”[3](p.223)在强调各民族团结重要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特别强调民族内部的共同体意识,《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民族团结不仅取决所处社会生产力,更受“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4](p.520)的影响。一个民族只有内部具有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与其他民族达成联合和团结。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也强调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我们应当始终无条件地力求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最紧密地联合起来。”[5](p.218)这是因为,“工人阶级及其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利益,要求各民族的工人达到完全的团结和最紧密的统一”。[6](p.252)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要把各民族尽可能广泛紧密地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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