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3)07-0110-08 高尚生活从来孜孜为德，①革命人生无不潜心向善。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在“知”与“行”两方面的“完全无产阶级化”而彰显了旨在民族独立之“德”和阶级解放之“善”。②作为毛泽东实践哲学的基本概念，劳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③合乎逻辑地凝结着道德实践意义。在此，劳动是彰显先进道德理念的道德行为，也是现实化了的革命道德精神，体现着唯物史观“辩证的历史决定论”。④这种劳动伦理思想在其所凝结的特有理论创新性和阶级价值向善性上，⑤发展了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类特性”。⑥马克思立足于“人是对象性存在”的唯物主义基点，⑦通过吸收德国古典实践辩证法并将之改造为“人是对象性活动”，即“生产劳动”，从而超越了旧哲学的实践论，建构起了自己的“实践的唯物主义”。⑧这是一种表征无产阶级劳动的“劳动本体论”。⑨毛泽东的劳动伦理教育思想，即如何通过劳动培育劳动者道德精神的思想观念体系，正是以此为基点，结合“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在劳动本体论深度创新道德精神培育的哲学思想根据，在物质生产领域开拓道德革命的现实生成途径，从而构筑起一种以劳动为核心、旨在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无产阶级化”的道德教育逻辑理路，并为后来尤其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劳动伦理教育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厚植劳动伦理教育的本体论逻辑理据 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受日蒋封锁、自然灾害和边区传统落后生产方式等因素影响，边区和根据地的财政供给发生严重的困难。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倡导下，陕甘宁边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毛泽东看来，大生产运动不仅能够解决财政供给问题，而且还能够解决思想改造问题，解决劳动者思想道德的“无产阶级化”问题。毛泽东十分重视劳动伦理教育的作用。这既与当时涌进边区和根据地革命者队伍中的非无产阶级成分及其思想有关，也与他所秉持的儒家“苦劳心骨”文化修为相关，⑩更与他所熟稔的马克思劳动“主体性”道德思想取向一致，(11)是用现实的“劳动”而不是抽象的“上帝存在、人的存在和一般实在”作为道德生成和发展的合理性根据，(12)是用历史的劳动实践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劳动教育思想和中国优秀传统劳动道德文化在本体论层面的创造性发展。 首先，结合新民主主义历史条件下的劳动方式实际，在本质上揭示劳动何以促成“人的改造”。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劳动作为系统性的教育方式，只存在于“最先进的国家”条件下，(13)即只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共产党宣言》“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的思想，(14)《资本论》对“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思想的肯定，(15)表明马克思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劳动陶冶事物”“劳动的实践教育”等劳动教育思想。(16)早期毛泽东道德修养思想与马克思劳动教育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并且在延安时期实现了创造性发展。(17)毛泽东显然放宽了马克思恩格斯劳动教育语言的使用条件和范围。虽然说的都是“劳动”，但是他们各自的“劳动”在劳动主体和劳动关系等方面存在很大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作为真正教育手段和目的的劳动，是抽象知性意义上以社会主义国家为前提的无产阶级劳动，而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理论家所说的劳动，更多的是具体感性意义上的发生于中国新民主主义历史条件下的劳动。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认为这两种不同的劳动具有相同性质的塑造道德人格的作用：劳动可以“改造人”。(18)在他看来，劳动是物质生产和道德生产的统一。劳动的意义已经大大溢出感性劳动本身了。通过赋予劳动以崭新内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劳动伦理在中国革命历史境遇中的“无产阶级化”理论创新。 其次，变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劳动教育思想，在本质上揭示劳动何以与教育“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的劳动伦理教育思想是在本体层面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劳动伦理思想的继承创新。不同于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二分的西方近现代经济哲学，(19)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整体上来看，是将“劳力”与“劳心”分开来加以对待的，只有“劳力”才被看作西方语义中的“劳动”，也就是说，只有从事物质生产的体力劳动才被看作“劳动”。至于对劳动本身的价值及其包含的道德意义的评价，则大致经过了一个相对性的“前扬后抑”的历史变化过程。这种变迁规律显然与社会分工发展、等级制度观念和士子阶层社会地位沉浮等原因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放在“耕读关系”与“穷达境界”中把握劳动范畴的思想史价值界划。西周及其以前，教育与劳动生产的结合是以某种接继传统且比较自觉的制度安排形式存在的。所以有诸如“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20)“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学傅农事”之说，(21)颇具淳古大禹“形老天下”之刻苦进取德风。(22)春秋之后，官学已经不再崇尚生产劳动，而汉代以后情况发生进一步的实质性变化，“官学教育抛弃了生产知识的传授”，(23)对生产劳动则持歧视态度。自此，对于劳动和劳动者的排斥情绪一直延宕至明清之际。其间，虽然尚勤精神的涓涓清流从未间断枯竭，但已非主流。在“邦无道”的政治条件下，(24)从事生产劳动被赋予了积极的或消极的两种不同的美德实践形式。儒墨将劳动当作“日用伦常实际”“体认天理”的道德修养途径，(25)而佛道则将生产劳动当作“寄情林泉”释然超脱的出世隐逸之道。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和劳动相分裂几乎已经到达“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矣”的地步。(26)对此，梁启超说：“中国念书人思想笼统，作事颟顸，受病一千多年了。人人都好为阔大精微的空论，习斋(颜元)专教人从窄狭粗浅的切实练去。……何只当时，在今日恐怕还是应病良药罢。”(27)青年毛泽东深受康梁影响，其相关见地如出一辙。正如其所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28)所不同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把实践功夫看作“狭窄粗浅的切实”，而是看作工农大众的伟大劳动。毛泽东从事或创办的各种类型和层次“讲习所”名称背后所透射的哲学思路，最为形象地宣示了一种崭新的“知识—劳动”伦理关系及其新思想。毛泽东认为：“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29)不限于此，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还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倡导的那样，要求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一项必须贯彻的基本政策。(30)“教育和劳动相结合”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中国伦理生活史上首次系统地完成了从伦理思想到伦理制度的现实化跃升。(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