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3)08-0056-13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众多新思潮当中，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关注，进而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与文化力量，这一直是中国近代史与中国共产党史研究领域着重探讨的问题。关于此，胡绳在晚年有这样一个论述：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一开始就占了优势……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确是科学的理论。当时人们对这个理论虽然还不明究竟，但接受了它，就明确了在中国要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而且使人有了一个远大的理想，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辛亥革命以来，政治家们都是为小集团、为个人利益而奋斗，社会主义者则有一个超乎这些狭隘目的的伟大目标。这个目标使社会主义者有了高尚的追求和无私的献身精神，使他们生气勃勃。这种崇高的信仰，把人净化了。① 可以看到，这个论述其实是有内在张力的。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科学的理论”，但那些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多或少对其“还不明究竟”，这就导致他们还必须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非一接触马克思主义就立即理解掌握其中的主要观点。但是，胡绳更强调的是，虽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很难在短时间内被人们充分理解，但是马克思主义对现实政治经济问题的剖析与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展望呈现出了一种极高的道德感，让那些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人具有形成“高尚的追求和无私的献身精神”的契机，进而摆脱为一己之私利而参与政治活动的弊病，使人们在革命活动中能够产生一种崇高感。换言之，从政治道德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实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因缘。 进一步而言，要想从政治道德层面来认同马克思主义，除了要意识到后者所彰显的理想社会图景与对现实的犀利批判精神之外，还需要那些接受者自身具有较为纯粹的道德追求(或者理想主义)，以及坚信在政治活动中离不开优秀的道德品质。从“传播—接受”的过程来看，离开了这样的认识前提，则很难对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道德特征心有戚戚焉，最多将其视为一种在政治的纵横捭阖中可为自己牟利的资源，而不能真正认同其所揭示的革命道路与奋斗目标。 因此，要想更为深入且全面地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需要探析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思想当中的基本特征与内在逻辑，尤其是他们如何阐释理想的政治道德，如何论述现代国家建设当中政治道德的作用，又如何面对中国古代的德治传统。②在这当中，李大钊的相关言说尤为重要，除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而具有代表性之外，在他的公共舆论生涯当中，经常强调道德对于公共事务的重要性，把道德作为将国民与国家联系起来的重要枢纽，并详细探究何谓良好的政治道德，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解。③而从李大钊的这一思想特点出发，也可进一步理解中国革命过程当中对培育道德感与塑造新人的强烈诉求。④ 一、“民彝”与道德 在儒家传统里，道德与政治之间关系极为紧密。就统治者方面而言，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统治阶层能否树立良好的道德示范，关系政权之兴亡。《尚书》中记载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更是成为民族文化心理积淀，是中国民间社会判断某个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重要标准。就社会层面而言，儒家非常注意辨析“风俗”与“良政”之间的关系，认为一旦“风俗”窳败，则政治秩序也会随之崩解。因此“在朝美其政，在野美其俗”成为以扶持道德为己任的士人阶层所强烈认同的自我期许。理学兴起之后，在修齐治平一以贯之思路的影响下，更是异常强调为政者的心性修养，认为此乃政治活动的起点。即便是宋代以来对理学持批评态度的人，也只是在道德的内涵与适用性方面有自己的看法，而非否认道德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近代西方伦理学主张区分“公德”与“私德”，⑤中国传统的道德论述在多数时候并无这样的区分，而是强调个人道德要从心性修养始，终于社会公共事务中的道德实践。如果个人修养不足，即便在政治领域建功立业，按照儒家的标准，也不能称之为尽善尽美。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假如因为那些不可抗拒的外在因素而导致在公共事务中遭到顿挫，但只要行动者的动机符合道德标准，并且能不计较利害而力行之，那么同样是值得称赞颂扬的。 及至近代，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不少感时忧国之士开始检讨中国传统思想为何难以为抵御外侮提供有效支撑。在这当中，理学式的“空谈心性”成为被指责的重点之一。犹有进者，按照时人对于列强的初步认知，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对道德的重视也成为导致中国“实学”不兴的祸首。⑥不过随着庚子事变之后大量中国士人前往日本，接受了更为多样化的新知，同时目睹当时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或明或暗的斗争，不少人又开始强调道德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性。革命党与立宪派展开政治论争之时，双方经常指责对方在政治活动中缺乏道德，并强调自己一方十分重视道德问题，因此更具政治合法性。⑦尤其是章太炎，针对当时革命党阵营还比较弱小的客观现实，他屡次强调革命道德的重要性，认为良好的革命道德可以增强革命者的主观能动性，促进革命形势的转变。⑧辛亥革命之后不久，蔡元培目睹新成立的政权里出现的一系列弊病，认为亟需提高以政治为业者的道德水准。1912年初，他与李石曾、汪精卫等人发起成立“六不会”与“社会改良会”，强调会员应该拒绝做那些违背社会道德的事情，以此来促进政治风气的改变。当然，蔡元培等人主要还是从被动的角度来提倡道德的，即希望那些加入该会的会员们能做到“君子有所不为”，不与当时的官僚和军阀同流合污。⑨而在当时舆论界颇有影响力的杜亚泉则认为中国传统道德不应被轻易抛弃，新旧道德之间的差异也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大。应对传统道德进行改造，使之具有国家观念与责任义务优先的内涵。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