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3)10-0057-10 在近代中国发展的道路探索中，“乡村往何处去”是一项承继中国传统根基而又关乎中国未来发展全局的制导性问题。①20世纪20年代，受世界革命的影响，中国激进主义思潮一路高涨，对中国传统的批判前所未有。在此声浪之下，一批捍卫中国本土文化价值的知识分子意图从中国的实践历史与现实出发，寻找一条根据中国实践自身逻辑导出的社会发展新路。正如王学典所言：“20世纪前半期，乡村的解体与对‘乡土中国’的观察同步展开。”②回望20世纪初叶的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衰败无序已经到了民生悲惨、政权痞化、道德沦丧的地步。知识分子群体触摸乡村社会的真实痛楚，他们普遍反思和追问：造成这种困境的症结究竟出现在哪里？中国乡村社会的革命性出路又在何处？ 以知识分子为先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即是产生于这一农村社会危机和社会思潮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人在北京创办《村治》杂志，广泛呼吁以农村为基本单位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政学商各界积极响应，遂在全国引发“村治”思潮，后演变为全国性的县政改革和乡村建设运动浪潮。该团体时称“村治派”，他们以“村治”事业为天职，对中国乡村出路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实践探索，指导他们付诸行动的理论建构是以“自力、礼俗、教化”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固本与开新。 一 近代“中国问题灼点”：农村衰败无序 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军事威胁和经济掠取，以及中国国内人口膨胀、社会失序、天灾兵祸、赋税压榨、豪绅剥削、高利贷巧取豪夺、黄赌毒等都是导致近代中国农村社会衰落的因素。这些在晚清已经严重存在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因为民国时代的到来得到缓解，反而不断加剧。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帝国主义国家的过剩农产品倾销，更是进一步冲击了本就已经濒临破产的中国农村经济。 由此导致的农村底层民众生活的悲惨状况，曾一度引起西方学者的观察和描述：“20世纪最初几十年里，农民一直提心吊胆，处在‘合法’的军阀军队、地主民团和高度机动快速下山抢劫的武装叛匪造成的恐怖之中”③；“描绘中国农民，从头到底就是他们的贫困……使他和他家人能生活下去的挣扎就是他所有的想法和所做的事情。在不花一个多余铜子的窘迫中，教育、卫生、整洁、娱乐甚至宗教也常常被看成没有这些也能活下去的奢侈品”④；“在中国的某些地方，农村人口的状况就像一个长期站在水中只有头还露在水面上的人一样，只要稍微过来一阵涟漪，就足以把他淹死”⑤。 梁漱溟将以上衰败因素归纳为三类破坏乡村的力量。第一类为政治属性的破坏力，包括军阀混战、兵祸、匪乱、苛政、吏治恶化等；第二类是经济属性的破坏力，外来的经济侵略、工业品倾销、高利贷、土地兼并等属于此；第三类为文化属性的破坏力，主要为礼俗风尚的异化变质、乡村社会的道德沦丧。此三类破坏力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恶性循环，以至于1911年革命的结果却“不能把中国社会像从封建解放出来那样转入到近代资本社会。所谓‘基本改变了其价值标准’那句话是完全谈不到的，不过是新旧两种价值标准混乱矛盾之局。这就是陷于无秩序的根本所在。”⑥ 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一般在国家力量强、地方势力弱或者国家控制弱、地方操纵强的背景下维持一种稳定的秩序状态。然而，20世纪初叶的中国乡村恰恰处于国家无力渗透、无效治理与地方弱势操控、政治参与缩小的两弱状态下社会的混乱无序时期。新教育制度下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与民众双向疏离，农村民众的公共信任不会跟随这些新知识分子起舞，另一方面，原来处于乡村社会边缘的豪绅、恶霸、暴徒趁机崛起并逐步占据底层的权力中心。基层政权劣化痞化，乡村社会赖以维系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急剧衰颓，乡村农民“几丧其乐生之心，无复进取之意……都陷于窘闷无主，意志消沉之中”⑦。 二 理论建构：揭橥民族文化重心“伦理理性” 儒家宗师孔子把春秋战国时期界定为一个巨大的失范社会。对此“时代问题困境”的论断，引申出世世代代儒家知识分子对类似三代之治理想秩序的向往。在村治派领袖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眼中，整个社会的崩溃、混乱无序局面是极严重的文化失调，表现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异化状态。因此，纠正走偏了的、发生异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并有秩序地使其持续发展，便成为“村治派”诸人的奋斗目标和神圣使命。尽管村治派中不同时期的主导者的社会资本和文化渊源等有所不同，针对这种混乱无序的局面提出了各自有所不同的办法和路径，但一个共同指向都是“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⑧。 早在1918年春，米迪刚就把自己对于村治问题的思考以《论吾人之天职》为题在《翟城村附刊》全篇发表。米迪刚开篇指出，“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动物，人之所以思想能够脱然无累，独立于尘埃之表，在于人能以大公无我之精神，成自强不息之事业。推而至于一家、一村、一县、一省、一国、一世界，皆当作如是观”⑨。而这些不同层次都应该尽其具体天职，才能有所附丽，以告厥成。对于具体天职而言⑩，地方层面，讲求村县自治；国家层面，保持国权统一；上升到全人类层面，就是建设大同世界。米迪刚反复申明村治所造成的“中国治平告成之日，即世界大同开始之时也，然则复兴吾国古代固有文化，于世界人类前途所关，不亦大哉”(11)。米迪刚具体提出其社会改良主义的路径和原则为，发挥光大孔子修己救世、体用兼赅真传，汲取欧美物质文明长处，“整理我以农村为根本之国家，刷新我以家族为基础之社会”(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