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评论派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得名于《现代评论》周刊。1924年12月13日，该刊在北京创办，至1928年12月29日第9卷第209期停刊，其主要撰稿人有王世杰、陈西滢、周鲠生、杨端六、胡适、徐志摩、张奚若、陶孟和、皮宗石、丁西林、钱端升、陈翰笙、顾颉刚、凌叔华、沈从文、杨振声等。《现代评论》周刊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艺、科学等方面，其中“时事短评”栏目对国内外各种时事政治进行评论，每期还针对国内外时政大事刊发数量不等的专题文章，是现代评论派发表对内政外交主张的重要舆论阵地。 学界对现代评论派内政外交主张的评价，有一个变化过程。民国时期，鲁迅曾对他们进行猛烈的抨击。1949年后一段时期内，学界有人认为现代评论派是“维护军阀统治”，“在中国人民历次的反帝爱国运动中，他们总是充当帝国主义反共反人民的别动队，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①21世纪以来，学界对现代评论派内政外交主张的评价发生变化，有学者分析了现代评论派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外交关系②，基本上肯定了现代评论派。总体上看，现代评论派在政治上反对激进的暴力革命，力主通过和平、渐进的改良实现政治革新，尽管现代评论派并未完全摆脱对政治的依附，但在对外反帝方面是不愿妥协的。民国时期，内政外交复杂纷繁，内政与外交密不可分，当时的废约运动即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现代评论》对废约运动中的政府外交与民众运动作了大量的评述，在相关政论文章及时评中，将废约运动中的外交与内政治理相联系，既要求政府提升内政能力，采取果断的外交政策和手段，也要求政府外交与民众运动互为支援。 一、现代评论派关注政府外交与民众运动的原因 1917年，胡适曾表示20年不谈政治，对陈独秀提出的“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两大目标他有不同的看法，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表示：“我们很恳挚的奉劝我们的朋友们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帝国主义的问题。”③但很快，胡适等现代评论派同人不但密切关注国内政治与外交，还提出各种主张。这与当时中国的内政外交形势相关，也与现代评论派自身学养相关。 一是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高涨，推动现代评论派特别关注废约运动中的内政外交问题。近代中国外交问题大都与主权问题相关，民众参与或关注内政外交问题，则期望收回国家权益，维护国家主权。收回利权运动、五四运动、收回旅大运动等，都与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息息相关。而1924年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亦不断高涨，政府亦将修订和最终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外交的重中之重。随着反帝斗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不断高涨，一批知识分子以《现代评论》周刊为平台，在主张政府提升内政能力的同时，希望政府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手段废除不平等条约，维护国家权益。正如现代评论派指出的：“我们以为在今日国内战争中，国人的主张尽管有相反的，人们的同情尽管各偏向不同的方面，可是从国民的见地上说，我们反抗外力的侵入却应当是一致的。”④在举国反帝废约斗争高潮中，现代评论派积极摇旗呐喊，对北京民国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提出了意见和主张。 二是现代评论派本身的知识素养决定他们不会置身于废约运动之外。现代评论派兼容并包，是由多方面的文人汇集而成的松散团体，是多层次的政治文化派别，因此具有不同的政治理想和思想观念。丁西林曾回忆说，现代评论派的人，“在当时有的思想较进步，有的是改良派，有的是很右的”。⑤在现代评论派成员和《现代评论》的撰稿人中，有杜国庠、陈启修、刘弄潮、田汉、张崧年、胡也频、欧阳予倩、熊佛西、竺可桢、吴伯箫、李健吾、刘开渠、焦菊隐、尚钺等“左翼”。李四光、丁西林、陈翰笙、张奚若、顾颉刚、周鲠生、高一涵以及郁达夫等人，虽然其政治态度在当时处于中间或中间偏左状态，但他们后来逐步成了革命的拥护者、参加者乃至中坚力量。⑥现代评论派的成员中，很多都具备法学背景，善于从法律、国际法原理方面分析内政外交问题，有的甚至参与过国民外交活动，如王世杰、周鲠生和张奚若都参加了反对中国巴黎和会代表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爱国活动。王世杰的《论三月十八日惨剧》、陈翰笙的《三月十八日目击记》以及杨振声、凌叔华等以“三·一八”为背景的小说《阿兰的母亲》《等》等，都是抨击帝国主义和独裁军阀专制统治的。《现代评论》“时事短评”栏目主要评论国际局势和国内时局，主要作者有周鲠生、皮宗石、燕树棠、王世杰、梁龙、唐有壬、陈翰笙、高一涵、彭学沛、杨端六等。他们发表的文章中有不同的态度，显现出知识分子思想政治上的矛盾性，但综合来看，则是以反帝反军阀为主。 二、现代评论派对政府外交与民众运动的态度 自1919年巴黎和会开始，北京政府向列强反复提出修订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也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强硬手段废除不平等条约。但因列强相互攀援，互为声气，甚至以中国政局不稳为由，采取拒绝或拖延的策略对付北京政府，严重削弱了北京政府修订或废除不平等条约外交的成效。现代评论派指出，正是国内政治不稳定，才给列强以借口，严重阻碍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进程。因此，他们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与其说是一个法律问题，毋宁说是一个政治问题”。⑦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国家的政治大事，是民族解放的必由之路，政府必须有敢于处理外交事务和独立自主的能力和底气。 (一)对北京政府的要求与期望 内政治理与外交能力是相辅相成的，现代评论派希望北京政府整理内政，坚持独立自主，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外交提供坚强后盾。 首先，现代评论派主张以政治的改造作为“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鉴于北京政府修订不平等条约过程中所受的种种掣肘，现代评论派认为，北京政府必须改革内政，实现自身的强大，要改革内政，消除内乱，才能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提供强有力的外交后盾。他们认为，改善内政与对外自主是相辅相成的。中比修约取得成功后，广大中国人民都认为这是中国解除不平等条约、寻求国际平等的机会，是“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之第一步”。“今日国民人人心中有一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愿望”，“最痛快的事当然是国民片面的对外宣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不过，要能实现单方面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除非是国内或国外政治上有根本的大变化”，否则，这一目标是不会实现的。⑧因此现代评论派指出：“我们更相信中国问题，根本的还是内政改革的问题。如果像年来国内一部分的地方，有组织有主义的向前发展，一旦实力稍充，不怕什么外国人不来就范。”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