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论述中，浙江一师风潮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在时间顺序上算是把握得最为近真。尤其是由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和中共杭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共同编辑的《浙江一师风潮》一书中，编者的“编辑说明”以及沈自强执笔的综述，都清晰说明风潮是五四运动之后，为巩固和发展新文化运动成果而发生。从五四运动前的新思潮，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浙江一师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① 尽管如此，由于整体上错判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时序，具体论述时仍然难免混淆，以至于忽略风潮历史地位的一些关键要素。《浙江一师风潮》第六部分收录的三篇论文，有些地方就不免受整体观念的影响，导致认识与事实若即若离。此外，还有一些近现代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一般性问题，例如集中一点不及其余，只看事件的直接资料，忽略其他相关因素，时间上主要事件的来龙去脉，空间上各种问题的彼此关联，尚有不少可以深入探究和解读的空间余地。在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联系及分别复归时空本位的前提下，着重从新文化运动的视角重新审视浙江一师风潮，不仅能够详人所略，而且可以更进一步。 一、教育革新 浙江一师风潮，缘起于浙江教育厅撤换校长经亨颐，学生则全体挽留“主持文化运动的中心人物”经校长，②双方针锋相对，严重冲突，以致酿成震惊全国的大风潮。此事的关键，一是经亨颐其人，二是经校长所做之事。 民初实行大学预科制，浙江高等学堂因而停办。③虽然还有之江大学，但是教会学校，不在民国政府认可的学制系统之内，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遂成为省内的最高学府。校长经亨颐是浙江上虞人，生于1877年，1903、1909年两度留学日本，先是毕业于弘文速成师范学校，后来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化学科。1908年5月本科一年级时，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开办，因为已经毕业的几位学长不愿就教务长一职，被留日同乡会公举回国承乏，向东京高师休学一年。后又回到东京高师，改入数学物理科，毕业回国后，再度被聘为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④民元以后，出任校长，后该校更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经亨颐继续担任校长，持续十年之久。⑤ 民初政坛波谲云诡，经亨颐极为不满。1917年阳历元旦，他觉得“社会上既无新年景象，校中亦不举行祝贺式。国家形式与社会实际、人民心理不相牟合，此为最著之一端。对学生不能作假意之训辞，故无仪式，以符诚字之校训。”并于全省学校职员新年恳亲会致辞时，特意将政事风潮的乱象与教育团体的欢乐和好做一对比。⑥是年之江大学举行第50次毕业式，校长司徒雷登“先期函柬特约，希余必到，并致训话”。其演说大意为：“诸君在本国内受外国人之教育，若为他国便有过虑，惟美国与我国感情最好，余愿代表我国教育界特申谢忱！”对于毕业生，主要有两点希望：“一、我国现状，人材与事业之不适，当希后来青年有以矫正之——不图幸进，用其所学。二、我国取法美国之要点，以充足中等社会为要。美国立国之道在中等社会健全，中国亦应以中等社会为中坚。谨以三中字供诸君研究。”⑦ 寄希望于青年，训练青年以改造社会，是经亨颐的一贯理念。1918年7月3日，他出席安定中学毕业式，致勉励辞，赞许东京自费生以安定毕业者为最多，向外发展之意志，殊为可嘉。“吾浙人近来萧率之气，甚至消极而思入山者，颇有其人。西湖之胜，误我浙人不少。中学毕业生之消磨、株守，虽有各原因，而少年老成、三思而行，实为根本之暮气。人生有进无退，得寸则寸。时事之刺激，戒我妄猛则可；因而隐避，实自杀也。”7月10日，赴校行终业式，“反省此一学年间，校务无所起色。细察学生心理，尚无自律精神，宜稍加干涉。示范训谕之功，固不易见，以空洞人格之尊，转为躐等放任之弊。漫倡佛说，流毒亦非无因。故特于训辞表出李叔同入山之事，可敬而不可学，嗣后宜禁绝此风，以图积极整顿。”⑧对于盛行一时的世界主义，经亨颐不以为然，认为国界不存，爱国心付之东流，所以“吾人唯一之大要义曰爱国”⑨。 1918年11月14日，教育厅通知为庆祝欧洲和平，放假三天，于星期六晚间，在平海路教育会开庆祝大会。15日，约定司徒雷登、梅藤更、伊藤斌夫三人演说，经亨颐亦其一。拟题《战后之协约》，大意谓：“战争者，非徒武力解决，实为文化发展之动机。战后之协约，非武力之协约，为文化之协约。国家已非军事之单位，本为人格发展之单位，别有用意，别有所协，别有所约。吾国人处此，不可不觉悟也！”16日晚最后演讲，“以别有所协、别有所约一语，刺激青年，似有力。”⑩ 11月27日，教育厅通知再度举行庆祝活动。经亨颐主张学生组织临时通俗讲演团，使国民有所觉悟；否则，徒然热闹一场，何益之有！得到众人赞成。28日下午1时，“至平海路省教育会，集各校任演讲学生五十余人，先由余说明此次重行庆祝要旨及演题：《欧战之结局》《大中华之国运》《世界和平之幸福》《协约胜利之公理》《今后之中华国民》《青年团之预告》《卫生礼法与国民人格》《劝用国货》，由各校学生分别认定。分为露天讲演，每校一组；会内讲演，每校一人。颇有兴致。“亦足见吾国青年之可望也。”29日午食后，各校学生露天演讲团先后出发。1时，教育会会所座满开会，到场听讲者，不下七八千人。湖滨一带，五六处露天演讲，每处环听者亦甚多。直至晚9时后提灯会开始。(11) 浙江自辛亥光复以后，实行所谓浙人治浙，到1917年因政局变化而废止。原来的社会团体，鲜有起色，必须自固，教育会为最重要的精神团体，“宜如何使之有力，以辅助行政，监督官厅，非虚张声势，徒藉名义所可已。”经亨颐自1912年起担任教育会会长，竭尽全力加强会务，希望浙江“移政治之思想，作教育之精神”，“使吾浙之教育精神悉归纳于教育会”。(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