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至今，翻译学形成了语言学、社会文化和认知科学三大研究范式，在概念范畴、本体理论、方法论和实证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然而，三个研究范式之间泾渭分明，它们分别从语言层面、社会层面和认知层面对翻译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连贯的话语体系和共同的研究目标，各种理论的广度、深度、解释力和应用性都有所欠缺。毫无疑问，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并正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学科交叉和范式融合因此成为近年来的显著趋势之一。本文将探讨在范式融合方面的一种新努力——翻译社会认知研究，尝试为不同范式提供一条整合的路径，对翻译的语言、社会和认知维度进行统一的描述和解释。笔者将从三大范式的发展和融合出发，汲取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提出翻译社会认知研究的理论构想、研究问题和方法。简言之，笔者认为翻译是一种社会认知，即一种基于译者对社会世界的感知、理解和概念化的语际操作。这种观点有助于三大研究范式的融合，有助于建立具有包容性和连贯性的翻译学本体理论和话语体系，能够提出和回答一些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新问题。 一、当代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分歧与融合 当代翻译学主要有三种研究范式：语言学范式、“文化转向”（或称社会文化范式）和认知科学范式。语言学范式和社会文化范式属于传统的研究范式，这二者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谭载喜，2017；王东风，2020）；认知科学范式则是近年来新兴的研究路径（李德凤，2017；文旭等，2021）。3种研究范式共同推动了翻译学的发展，丰富了翻译学的本体理论和方法论，但三者有着迥然不同的理论基础、价值取向、研究方法和话语体系，每种范式的优势和局限并存。 1.语言学范式 20世纪50至80年代，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在翻译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主要对翻译产品进行语言学分析，以翻译的策略、方法、对等、变异和标准等概念为研究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言学范式的主导地位被“文化转向”学派所取代，转向与社会功能结合的“目的论”和偏重描写的语料库翻译学，后者对翻译的典型特征或“翻译共性”（Baker，1993）进行描写（王克非，2012；De Sutter et al.，2017；胡开宝等，2018；胡显耀，2021）。语言学范式是现代翻译学的基本范式，为翻译学提供了成熟的理论、系统的方法和连贯的术语体系，结构主义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等对翻译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总体而言，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倾向于探讨“理想”翻译模型的建构或对翻译现象的“客观”描写，忽略或弱化翻译行为中的价值取向或主体性，因此无法充分解释翻译现象。例如，语言学范式不能很好地解释严复《天演论》翻译中大量的非对等译文或增添的按语。 2.“文化转向”或社会文化范式 20世纪90年代至今，以Bassnett和Lefevere为首的“文化转向”研究学者主要关注翻译与社会、历史和政治等维度的关系。“文化转向”有很多分支，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等。翻译社会研究主要有Even-Zohar（1979）的多元系统论、Toury（1995）的翻译规范论、Chesterman（1997）的模因论和近年来兴起的社会翻译学（Wolf & Fukari，2007；Vorderobermeier，2014；Hanna，2016；王洪涛，2017；傅敬民，2018；徐敏慧，2022）。社会文化范式是一种多元化的研究范式，其研究焦点、理论框架、分析方法和术语体系随着不同的理论而变化。大体而言，该范式将翻译置于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场域”下，探讨意识形态、权力结构、经济形态和文化规范等与翻译活动的相互作用。这种范式可以很好地解释非价值中立的翻译社会文化现象（如严复的翻译），但通常只关注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重要译本、重要翻译家或重大翻译活动，倾向于对翻译活动进行宏观研究和阐释，不太重视普通翻译行为、微观翻译过程或应用性问题。例如，“翻译对”（translation pairs）是指译者下意识地选择与原文对应的译入语表达，这样的问题并不在社会文化范式的关注范围之内。 3.认知科学范式 认知科学范式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末，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借助认知科学的实验方法研究翻译过程（Li et al.，2019；Alves & Jakobsen，2020；Risku，2020）；二是借助认知语言学建立翻译认知理论（王寅，2012；Xiao &
Martín，2020）。前者大量采用实验方法，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呈现团队合作特征，研究内容仍在扩展（Schwieter & Ferreira，2017：38）。后者主要采用范畴化、概念隐喻、框架语义学、识解、概念整合和关联理论等认知语言学理论解释翻译的认知机制（文旭、肖开容，2019）。总的来说，认知科学范式聚焦“译者行为”，通过实验手段观察译者的翻译认知过程，建立科学模型来解释和预测翻译行为。这种范式弥补了前两种范式中译者主体的缺失或模糊，对微观翻译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但也受到一些质疑。例如，翻译过程研究（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TPR）倾向于对受控条件下译者的翻译过程进行客观化的观察和微观描述，尚未产生成熟的理论模型（
-Martín，2016：557）；实验设计通常针对孤立的问题，简化复杂的翻译过程；实验环境与真实环境差异较大，生态效度较低，实验规模较小（
-Martín，2010）；认知翻译学主要关注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型；翻译过程研究和认知翻译学均很少考虑翻译的社会维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