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衍生出多种语言文字体系，相互差异的复杂程度堪比地球上的生物物种，而语系的结构性影响一直是人类分群的重要机制。生物学家不仅要调查和不断补充新发现的动植物信息，将其纳入已有分类体系，还要根据考古发现研究各种已灭绝的动植物化石。语言学家在研究中也要做类似的工作，不断调查补充人类语言分类系统，根据岩画和文物研究各种已消亡的古代文字，分析现有各种语言的使用情况及其演变态势。 各地人群之所以出现不同语言，源自世界各地生态环境的千差万别，正如不同自然环境衍生出不同的动植物，人群在不同自然生态环境中发展出不同的生活与生产模式，因交流的需求萌生不同内涵和形式的语言。如草原游牧社会的语言与定居农耕社会的语言之间有很大差异，表现在衣食住行多个方面。蒙古语有丰富的与游牧活动相关的词汇，因易于迁徙的蒙古包构造简单，蒙古语中与建筑相关的词汇较少。与之相比，汉语有大量与农耕生产生活（作物、禽畜、农具、节气、房屋、器物、运输工具等）相关的丰富词汇，而描述马牛羊各种特征的专用词汇贫乏。为了保存和继承已有知识技能、思想探索和文艺创作成果，人们在各自语言基础上发明不同文字及语法规则，并且以不同文字形式流传下来的史料和文学作品，使我们今天得以了解前人的知识和思想情感，为今人呈现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世界。 环境的变化和人类交往的增加，导致各自语言体系不可避免会发生变化。“语言集团比物种或氏族都来得复杂：语言的变化比DNA序列的变化快得多。”“在语言历史的记录中，语言消亡的例子比比皆是。”①这些变化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或情感为转移。但是，一种语言的消亡并不一定意味着使用人群的消失，而是人们转用其他语言并融入相应群体。不同人群之间的语言学习、词汇借用和观念融汇，是人类社会语言发展中的重要现象。人们进入其他社会类型的生活环境后，适应当地生产生活方式并习用当地人用语，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过程。所以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内蒙古“放垦”地区的蒙古族民众从游牧转为农耕定居，也普遍转用汉语。随着汉地日用品大量进入草原牧区，蒙古语中出现大量汉语“外来词”。“文革”期间在内蒙古牧区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普遍习用蒙古语，在许多方面融入草原生产生活方式。这种基于不同生活方式的语言之间彼此同化和相互融合的自然过程，古往今来，每时每刻都在持续。 人类语言的主要特点及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功能是什么？在什么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人群间出现相互学习语言、词语融汇、语言融合甚至某种语言消亡的现象？各地当政集团的长期语言策略与民众语言使用状况之间是什么关系？政府语言政策导致语言演变呈现哪些特点？在近代“民族”认同意识构建和“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整合过程中，国家语言政策扮演了什么角色？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少数族群的语言权利应如何保障？在笔者已发表的两篇文章《人类语言与社会发展》和《语言、民族国家建构和国家语言政策》中，对上述议题分别进行了讨论。②本文将在语言社会学的框架下，根据各类史料梳理中国历史上各朝代语言政策的演变与发展脉络，讨论这些政策如何影响中华各族的语言使用与政治文化认同观念的演变。希望这项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天中国的语言使用现象和发展趋势，并为21世纪中国的语言政策规划与调整提供思路。 一、语言的基本特质与社会功能 在考察和讨论中国历代语言政策之前，有必要对语言的基本特征与社会功能做简要分析，从而回答“人们的语言为什么变化”以及“哪些因素导致语言演变”等问题。 （一）语言文字反映不同自然环境中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 不同的语言、词汇体系反映的是人群在不同自然环境中衍生出的不同类型经济活动和生活模式，因此它们在文化价值方面没有高低之分，如同我们不能把亚洲熊猫和澳洲考拉做简单的比较。因此，在对源自不同类型经济生活的文化模式和语言文字进行比较时，文化相对论是有道理的。但是，一些已知语言的消亡也意味着历史上相关人群的社会适应或竞争失败，这是无可否认的社会事实。我们在探查人类文明史上不同语言与相应文化体系各自发展的态势时，需要关注两个宏观大背景：一个是相关人群从事经济活动的基本类型（农耕、游牧、渔猎等）与财富积累模式，另一个是发明和使用这一语言群体的人口规模。这两个要素之间密切关联：农耕经济通常可以更好地抗御自然灾害并繁衍人口，而人口规模庞大的群体通常发展出分工复杂的经济—社会体系和富足稳定的资源财富积累，在此基础上产生复杂的词汇和文化体系。“从许多语言和习用语或俚语里，我们往往可以窥探造词的心理过程和那个民族的文化程度。”③与草原游牧、狩猎经济相比，人群定居并从事规模种植业的发展被称为“农业革命”④，衍生出大规模的人口和繁荣的经济体系，涌现更频繁和更复杂的人际交流，供养大量非生产性“文化人”群体（国王、大臣、学者、诗人、作家、乐师、画家、科学家、艺术家等）。这一群体在语言发展中之所以重要，因为他们是社会生活中各类词汇及其使用规则的创造者和主要使用者。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被定义为“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等，即是对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同类型的经济模式和社会形态的抽象概括。 从人类发展史来看，气候适宜、水源丰沛的亚热带平原地区因其自然条件通常衍生出稳定的农业经济和较大规模人口，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较高程度的社会组织与文明体系。“公元前一万年以后，近东出现了早期的农业耕作和动物驯养。”“中国的黄土地区在整个远东是第一个发展普遍的田间农业的地区。”⑤东亚平原的黄河、长江流域是农耕社会的典型例子。学者根据不同经济模式估算了各时期的世界人口规模，认为“公元前3000年……人类又迎来了‘青铜器时代’。当时，世界人口已达到2500万”⑥。据《后汉书》注解援引《帝王世纪》，公元前两千年我国中原地区约为1300多万人⑦，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当时我国中原地区人口规模已相当可观。从商代（公元前1600-前1046）出土文物来看，当时中原地区的经济与人口规模、社会组织和文化发展已达较高水平。商朝的青铜器铸造精良，甲骨文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字”，记载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商代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基础学科和应用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