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字”是传统的训诂学术语，在现代研究中，关于“古今字”的内涵和外延，众说纷纭，未有定论。内涵方面总的来看有两种倾向：一类传承古代的“古今字”观念，认为其内涵义为“记录同一词义的古今不同用字”；另一类则认为自清代王筠起，“古今字”研究已发生转向，“古今字”就是“分别文”“分化字”，讨论文字的孳乳和分化问题。那么“古今字”观念为什么会发生从“用字”到“孳乳”的异解？“古今字”与“分别文”的关系怎样？文章在梳理“古今字”与“分别文”“后起字”“后出字”的学史关系中，正本清源，厘清其流变。同时从学理逻辑学角度，说明产生这种异解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不同视角下同一材料的多维属性不等于概念的同一或对立。最后从域外文献“古今字”材料中反观传统“古今字”术语的内涵以及日本学者冈本保孝对“古今字”观点的相关认识。 1.“古今字”与“分别文”的学史纠葛 有关“古今字”和“区别字”的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起，有些学者就将其等同起来。朱星（1980：42）：“先造字和后起字的关系就是古今字的关系。就其实质来看，古今字就是区别字，以不同的字形来区别其不同的字义。”杨五铭（1986：247）：“本字与分别字、累增字之间，就是古今字的关系。”张振宇（1988：1）：“我们把古今字的范围限定为在某种意义上先后产生的字形不同但又有联系的字，先产生的为古字，后产生的为今字……这种古今字又叫做区别字，也是清代文字学家王筠所说的分别文。”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洪成玉（1981）、贾延柱（1988）、张本固（1990）、许威汉（2002）、李淑萍（2007）等。这类观点把“古今字”定义为造字相承的“文字分化”现象，并且其理论根据通常追溯到王筠的“分别文”，以为王筠的“分别文”就是“古今字”；继而认为徐灏又承继王筠，使得“古今字”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王筠的“分别文”是否就是“古今字”？如何理解徐灏“古今字”中的“相承增偏旁”？我们应首先明确学史上王筠的“古今字”与“分别文”、徐灏的“相承增旁”的真正面貌，下文结合古人的这些术语同现的文例和现代学者的评述作一分析。 1.1 王筠“古今字”和“分别文”“累增字” 从学史出发，王筠著作中“古今字”和“分别文”是两套平行共用的术语，虽然都是不同字形，但使用“古今字”时，着眼于不同字形记录同样功能，通过说明古字今字关系，用易识的今字去注释古字，以达到破解文字障碍、疏通文献的目的。 （1）古今字 《说文解字句读》（以下简称《说文句读》）卷九： 酉部收酒字，而两字说解大同。则酉酒是古今字，与豆部梪字同。 《说文句读》卷二十八：“酉，就也。酉乃古酒字也。”《说文·酉部》：“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从水酉，酉亦声。一曰造也，吉凶所造也。”王筠用“古今字”术语表示“酉酒”记录同一义项“就也”，故曰“说解大同”。 王筠《说文释例》卷十三： 《荀子·臣道篇》：“边境之臣处，则疆垂不丧。”注：“垂与陲同。”按，此以今字释古字也。 《说文句读》卷二十六：“垂，远边也。《释诂》：‘疆、界、边、卫、圉，垂也。’”《说文句读》卷二十八：“陲，危也，从阜垂声。”此“今字”“古字”术语，其用意在于以今字解释古字，注释文献中“疆垂”即“疆陲”，“垂”与“陲”功能同。这种“异形同词”以沟通词义理解文献为目的，属于训诂学的范畴。 （2）分别文 《说文释例》卷八： 部首“共”与部中“龔”、《人部》“供”盖同。龔，给也。供，设也。一曰供给，是龔、供同也。共下虽云“同”也，然具下云“共置”也，则共、供同义。供盖共之分别文也。《周礼》以共为供，《左传》以共为恭，似非省借一类。盖“供”为共之本义。凡《周礼》所云共王、共祭祀、共宾客，其事皆当致敬，则恭义生焉。而所供非一物，则共同之义亦生焉。故古文
四手上向，则恭以奉上之状也。“恭行天罚”或作“龔行天罚”。正以恭、龔皆共之分别文，故用之也。龔从共龍声，供从人共声。 《说文·共部》：“龔，给也。”《人部》：“供，设也，一曰供给。”“龔”“供”同有｛供给｝之义。段玉裁注：“糸部曰：给，相足也。此与人部供音义同，今供行而龔废矣。” 《
部》：“具，共置也。”与“供，设也”相比照，遂“共”“供”共有｛供设、置办｝义。因“共”表｛共同｝，遂为本义｛供给｝造“供”形，此“供盖共之分别文”。这说明“分别文”目的是造形以别义。下文讲“供具”为“共”之本义，后引申“致敬”“共同”义，遂造“分别文”“恭龔”，接着分析形体结构“龔从共龍声，供从人共声”，亦说明其关注的是文字孳乳形体发展现象，和“古今字”的沟通其同以利于文献阅读的目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