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的互嵌:技术怎样赋能县级融媒体中心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家东,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新闻记者

内容提要:

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中,技术被寄予厚望。以云平台为代表的技术基础设施被认为能改变县级媒体所面临的困境,从而赋能媒体融合转型发展。这些话语呈现出技术赋能的迷思特征。本文通过基础设施研究的路径,基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审视当下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技术基础设施问题,以揭开技术迷思的黑箱。研究发现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存在以云平台为代表的广播电视技术系统,以及以手机、短视频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技术系统,二者深度互嵌在一起,成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技术基础设施。这一基础设施又是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嵌。这种多层面的、互嵌的基础设施不是先验的存在,而是与正式结构协商的本地实践,正是这一本地实践使技术赋能成为可能。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23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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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206

       2019年初,《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和《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技术平台规范要求》作为国家“推荐性行业标准”发布后,各省陆续建立省级技术平台,以支撑县级融媒体中心开展“媒体+”业务。相较于内容建设,技术平台建设更容易量化与验收,也就成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志。

       讨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多少都会谈到技术问题。这里的技术,既指具有支撑性作用的省级平台技术(陈国权,付莎莎,2018),也指各种应用于广播电视领域的专业技术,如高清摄像机、直播一体机、高清演播室(黄楚新,2021)。技术赋能已经成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中一种非常重要的认识论。但是,新的技术平台在实践中如何被使用?除了省级云平台外,还有哪些技术(物)在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实践中至关重要?这些问题没有被详细追问过。技术赋能成为一个黑箱,散发着独特的技术迷思。本文试图通过对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实证研究,探问其中的技术赋能,审视技术背后所隐藏的复杂关系,以揭开技术迷思的黑箱。

       一、理论基础

       (一)技术赋能与技术迷思

       赋能理论(empowerment theory),也被译为赋权理论,最早由所罗门(Barbara Bryant Solomon)在《黑人赋能:被压迫社区中的社会工作》(Black Empowerment: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ies)一书中提出。赋能在这里是指社会工作中的一种参与实践,社会工作者参与边缘人群的活动,努力赋予个体权力,有助于其感到有能力掌控自己的生活(Solomon,1976:19)。后来,赋能又与积极心理学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观念产生关联,即指通过对言行、态度、环境的改变,来提升个体对自我能力的认知,从而给予他人达成目标的“正念”(王丹,刘祖云,2020)。应该说赋能是一种行动理论,侧重于行动者参与实践过程对对象的促进作用。

       当“赋能”一词迁移到技术语境时,其应用有所变化。所探讨的不再是行动者的赋能行为,而成为一种先验的背景与条件。基于技术所具有的优势,技术赋能的“核心和本质是技术能提供功能”,以执行某一类任务,解决某种挑战,达成某种可能(万昆,任友群,2020)。如,在互联网技术与合作治理的关系上,“互联网具有渐进渗透效应、双向赋权效应、平台聚合效应”,所以互联网是一种赋能的技术,是“实现合作治理的强大动力和有效形式”(刘力锐,2015)。

       技术赋能的应用,已经由一种行动理论转变为认识论。这是一种致力于在技术与社会发展,技术与人类美好未来之间建立令人信服联系的认识论。这一认知,在技术史上并不少见。科技史家鲍克(Geoffrey C.Bowker,1994),将这种观点称为信息神话(information mythology),即信息如何与时间、空间产生关联,并重塑它们,技术的一般本质如何表述为宇宙的一般本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莫斯可(Vincent Mosco)则将之称为技术迷思(technological myth)。莫斯可认为技术迷思是对技术的崇拜与炒作,迷思的重要性在于可以激发人们为实现理想而奋斗。互联网是当下技术迷思的基础,“它描绘了这样一个故事:更小、更快、更便宜。更好的电脑和传播技术,如何轻而易举地实现了那些有关民主和社区的似乎不可能的梦想;并且在实践中,它没有对自然环境产生任何压力”(文森特·莫斯可,2010:28)。当下对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技术的认知,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技术迷思。

       以鲍克、莫斯可为代表的科技史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技术迷思的批判适用于从宏观语境下观照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技术问题。但是正像徐婧等人所提到的“在高歌技术理性的同时”,还应“重新发掘作为主体的人在其中的真实处境”(徐婧,王楠,2021)。对技术赋能的迷思分析只是本文的一个认知背景,本文不准备续貂,而是想从另一条基础设施研究的路径来审视技术与人的互动关系。

       (二)基础设施的技术系统、基质与嵌入

       本文所说的基础设施研究不仅是指研究对象是基础设施,更是指一种基础设施的视角。在基础设施是后勤型媒介,或者媒介即基础设施的判断中(彼得斯,2020:42),需要“一个具有元概念色彩的分析工具”(张磊,贾文斌,2021),以解释基础设施中所遮蔽的各种复杂关系。在基础设施研究的众多路径中,本文关注将基础设施作为一个大型技术系统的研究传统,这一传统契合本文的分析对象。

       这一路径是受休斯(Thomas P.Hughes,1989)对大型技术系统(Large Technological Systems,LTSs)分析的影响。休斯认为技术系统既是由社会所建构,也会形塑社会。大型技术系统也成为应用于基础设施分析的主要概念方法。美国社会学家斯塔尔(Susan Leigh Star)发展了对大型信息基础设施的研究,她提出基础设施不是先验的技术物——客观存在、随时可用,“从分析的角度来看,基础设施是作为一种关系属性出现的,而不是被剥夺使用属性的东西,当它成为与有组织的实践相关时才是基础设施”(Star,Ruhleder,1996)。关于基础设施是一种关系的判断已经成为基础设施研究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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