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恶斗与高强度、敌对式的劣质竞争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系统运转低效和社会内耗是台湾地区政治民粹主义化(简称“民粹化”)的突出特征。林红教授认为，台湾地区民粹主义萌发于所谓“民主化”以来形成的、高度对抗的政治结构，是理念层面的“主权政治”与实践层面的选举政治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政治人物借民意政治之机“召唤人民”和“动员人民”的结果。①对抗性政治及其衍生的对抗性结构是台湾地区民粹主义政治的结构性源头。这一结构的存在，不但使“理性”竞争诉求成为镜花水月，更使台湾地区所谓的“民主政治”实践逐步堕入民粹主义的泥淖。台湾地区的对抗性政治是当年“党外”势力及后来的民进党立基于自身政治利益实现之上的理性选择，与政治民粹化之间的互动机制较为隐蔽，因而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对抗性政治与台湾地区政治中的对抗性结构 对抗性政治研究的出现与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运动兴起和政治冲突加剧密切相关。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社会冲突烈度不断上升，已经导致了不同程度的制度危机。学术界开始对将这些冲突纳入体制或者重构体制的可能性进行研究。对抗性政治的研究一般沿着两个维度展开，一是过程维度。研究者将“抗争政治”定义为“由团体或组织蓄意发起的公开抗议(极少由个人发起)，旨在改变某个他们认为会对其自身、另一个团体或整个社会产生消极影响的政治决策或过程。”②从这个角度来说，对抗性政治更多地体现了“政治抗争”的内涵，讨论议题主要指涉政治抗议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运动。二是结构维度。在这种视角下，对抗被认为是政治的本性，也是社会的永恒状态，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构成性要素，其重要理论前提就是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反普遍主义的新型主体观，即主体是多元的、差异的、流动的、可建构的“主体身份”。③墨菲等人解构了西方自启蒙时代以来理性的、统一的现代政治理念，从微观层次对权力斗争展开分析，强调政治的斗争本质，开拓出立足于差异基础上的微观政治学研究领域。当然，有关对抗性政治的理论研究依然是在西方制度的框架下展开，其目标是对西方社会的制度危机进行修补。 从结构视角来看，政治对抗与政治过程相伴而生，但从根本上说却来源于社会对抗。社会对抗根源于生存资源的稀缺性，并且人们的价值选择总是不同，因此社会对抗与冲突是自然存在的，并且从结构上看无法消除。政治对抗与冲突相比较而言具有衍生性，它既是社会对抗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结果，同时又是人为构设的产物，既可选择也可以深思熟虑地设计。④政治对抗的主要功能在于呈现社会对抗与冲突并对其进行转换，进而完成政治制度重构。政治对抗一般起于社会利益分化以及围绕着这些分化展开的组织化动员，缺乏常规制度渠道的体制外组织在提出其权利主张时，由于缺乏利益达成的渠道与资源，转而通过斗争和对抗的方式开发其政治机会，向那些负责法律和秩序、制定社会规范的权威发出集体的合法挑战，并通过运动的组织与支撑集体行动的集体身份认同来构建统一性与团结性。⑤上述判断讨论的是政治对抗的一般性情形，用来评价台湾地区的情况也基本确当。可以看出，政治对抗对于政治系统而言具有不可根除的性质，不过是在不同系统情境中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在政治对抗展开过程中，与对抗政治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话语形态、社会分歧、组织运行方式甚至对立性的权力分配格局都会全面建构出来。既然政治对抗不可避免，从学理上说就必须避免施密特式的“敌我政治”，也就是要避免形成强度较大的对抗性政治，尤其是要避免因此导致的社会失序。于是墨菲试图在维护政治的同一性和对抗性的前提下，发展一种新型的多元主义政治，一种克服极端敌对性的政治模式，即抗争性多元主义。对于墨菲来说，政治的目标是把“敌对”转化为“抗争”，达成“冲突性共识”。⑥从台湾地区的情形来看，非常不幸的是没有绕开对抗性政治的陷阱。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政治变迁一开始就表现出较强的对抗性，随着政治变迁的展开，对抗性又逐步加强，终于形成目前这种固化的对抗性结构，台湾地区政治也陷于民粹主义的泥淖不能自拔。 台湾地区对抗性政治发展与所谓的“民主化”进程基本同步。以后视的角度来看，台湾地区试图走一条以西方式民主为标杆的政治转型之路，但是40余年的所谓“民主化”实践却日益远离民主所关切的多元、宽容和理性，深陷对抗冲突的政治怪圈，这一变异为对抗性政治提供了冲突与仇恨的社会土壤，形成了一个包含理念与实践双重对抗的政治结构。⑦从台湾地区的政治变迁历程来看，所谓的“民主化”观念对这一对抗结构具有强烈的依附性，“民主”观念因对抗性政治的展开与对抗性结构的加强而得以拓展。台湾地区所谓的“民主”观念与对抗政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共同建构出了台湾地区所谓“民主”的基本内涵与基本制度样貌。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抗性结构才是台湾地区政治变迁与制度嬗变的主线，这一主线一直到现在依然清晰。 台湾地区政治中的对抗性结构主要指涉以下几个方面意涵。一是高度对抗及极化的社会分歧。由于台湾地区自身所谓“本土化”的政治转型与两岸关系历史脉络的特殊性，岛内主要党派较长时期的选举竞争与选民动员结构中，涉及认同的社会分歧长期受到政治操弄，而凌驾或超越于传统西方选举政治的经济“左—右”分歧之上；⑧二是高度分裂的政治精英集团。一般来说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分为两种类型，即政治精英成员往往倾向于在关键政策上采取共同立场的“共识政治”(consensual politics)和分裂的“对抗政治”(confrontational politics)。⑨台湾地区政治中的政党恶斗无疑是比较典型的对抗政治，有学者认为国民党与民进党的严重对立及其矛盾是制约与影响台湾地区政局发展最大、最核心的矛盾，也是造成台湾地区成为分裂社会的主要原因⑩；三是高度对抗性的意识形态结构。台湾地区的意识形态结构包括“本土VS外来”“爱台VS卖台”等对抗性极强的观念系统，成为对抗性结构的重要观念支撑。上述三个层面分别从社会支持、意识结构及政党结构方面构筑了对抗性政治的稳定结构，长期影响甚至是支配着台湾政治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