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经济统制下朝鲜米对华北的输出

作 者:

作者简介:
冯国林,历史学博士,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原文出处: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

内容提要:

日本全面侵华初期,华北地区发生严重的米荒,对朝鲜米需求量很大。巨大的市场前景使朝鲜商界对华北产生兴趣,但日本政府为加强粮食统制,限制朝鲜米对华北的输出。围绕朝鲜米对华输出问题,朝鲜殖民当局和日本政府存在分歧,在朝、在华日商与朝鲜殖民当局也存在矛盾,诸多利益方展开博弈。朝鲜米对华北的大量输出,是日本全面侵华初期的特殊现象,随着日本战时粮食统制政策的强化以及在华日军粮食自给政策的确立,朝鲜米对华北输出减少,基本丧失了华北市场。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3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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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快朝鲜殖民地“兵站基地化”步伐。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朝鲜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对日本维系战争物资保障具有重要意义。朝鲜总督府大力发展经济,积极推动大米、棉花、牲畜的增产,保障战争物资供给,其中包括为“开发”华北资源提供物资,朝鲜米是重要物资之一。①实际上,在日本全面侵华之前,大米在朝鲜输出商品中已占有重要地位。在米价低廉的年份,朝鲜米每年出口1.385亿日元,约占出口总额的60%。②1937年,朝鲜米的出口量超过1000万石,在出口商品中居第一位。朝鲜米主要出口日本,随着战争的持续,对中国,特别是华北的出口也大量增加。③1939年,朝鲜米占对华出口总额的39.4%,成为对华出口的主要商品。④

       目前,学界对朝鲜米贸易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朝鲜总督府的米谷政策及在朝日本人对日本与殖民地经济摩擦的应对等问题⑤,宋圭振曾提及日本全面侵华时期朝鲜米的对华输出问题,但未做专门论述。⑥日本全面侵华后朝鲜米对华输出的原因、朝鲜总督府与日本政府在战时经济统制政策上的分歧、朝鲜的日商群体对米谷统制政策的态度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究。本文拟以朝鲜米对华北输出为切入点,以日本—朝鲜—华北的跨区域视角讨论战时日本米谷统制的诸多面相。

       一、华北市场对朝鲜米的需求

       20世纪10-20年代,朝鲜米对华输出较少,在华北粮食市场几乎无足轻重。1912年,天津市场的外国米包括兰贡(仰光)米与朝鲜米等,其中兰贡米占外国米的九成。⑦1925年,朝鲜米向日本等国家的输出超过456万石,但向中国输出较少。⑧输出到中国的朝鲜米价格也相对较高,如1925年青岛市场200磅日本或朝鲜米平均售价为20元,香港米的售价为12.5元,上海米的售价为13元。⑨考虑到价格因素,朝鲜米难以成为普通中国民众的首选。

       日本全面侵华前,华北地区粮食不足问题已经有所显露。“每年都要由外地运入面粉1600万袋以上,小麦5万余吨,高粱、玉黍、小米等项杂粮40万吨以上。”⑩京津地区每年大米的需求量为600万石,其中绝大部分由京津以外的地区提供。(11)华北粮食产量“原不敷销用,故历年均由华中、华南、满蒙、南洋、美洲、澳洲输入大量杂粮、大米、小麦、面粉,以资调济”,日本全面侵华后,外部输入更加困难(12),“天津因难民麇集,有加无已,粮食问题遂亦日感困难”。(13)

       据日方调查,华北粮食不足问题主要发生在河北及山东两地,其中又以河北为甚。在特定年份粮食歉收时,华北从华南、“蒙疆”“满洲国”乃至外国补充粮食。1939年因外部补充困难,加之华北粮食产量显著减少,粮价昂贵,粮食供给极为困难。(14)

       日军的入侵加剧了华北粮食危机。华北日军对粮食的需求极大,“由于增加了这么多的强盗和寄生虫,使华北各大都市人口杌陧形成脑充血的状态,敌占区的粮食因之愈形恐慌,这首先在北平和天津露骨的(地)显现出来”。(15)北京、天津的人口大量增加,由各不到100万人增加至合计300万人以上。(16)其中有不少是日侨,据统计,七七事变时华北日侨仅4.2万余人,至1940年1月为22.8万余人,同年7月更增至30.9万余人。(17)此前,京津地区仅一部分上流社会人士食用大米,中产阶级食用面粉,普通人则食用高粱、玉米等。后来食米者日众,加上日本全面侵华后日本侨民的增多,对大米的需求量随之增加。(18)

       华北地区的粮食危机成因颇为复杂,自然灾害是其一,(19)更重要的是,华北沦陷后,日本的侵略和日伪政权对粮食生产的破坏,其突出表现就是粮食播种面积及产量的减少。(20)据满铁经济调查所对河北、山东、山西三省的统计,1931-1936年年均水稻耕种面积为129011千平方米,产量为1118479石;日本全面侵华后,水稻种植面积和产量大幅减少,1938-1939年年均种植面积为战前的七八成,产量仅为战前的二至五成左右。除了耕种面积减少外,大米产量的下降也与生产条件恶化有关。(21)

      

       日方认为华北地区粮食供应不足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中国国内原因,如生产及上市量减少、币制不稳、农村囤积粮食增多等;其二,日元圈其他地方生产及上市量减少,引发供应困难,如朝鲜米的减产、“蒙疆”地区的生产减少及价格政策均引发对华北输出减少。(22)而日本的残酷掠夺加重了华北的粮食危机,“在山西敌伪心脏的中心太原,现在谁都一次也买不到一袋麦子,各地均感粮食的恐慌。在平津两大消费都市尤其奇缺,饿死或迫于生计而自杀者每天都有”。(23)

       华北粮食危机的表现之一是米价的大幅攀升。日本全面侵华前,北京的大米每石十三四元,面粉每袋仅售3元多,战争爆发后,粮价上涨,大米涨至每石100元,面粉涨至每袋24元。(24)天津的情形与北京相似。(25)京津地区米价上涨,使得“劳动人民,购买粮食,更加困难”。(26)

       米荒也影响到在华日本人的生活。日本全面侵华后,在华日本人数量不断增加,对大米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多。据统计,日本全面侵华后,在华北的日本人必须要外部供给30万石食用米。(27)华北米荒发生后,“张家口一带荒情最重,居此倭侨,除按日授粮外,敌酋更强迫其食用混米饭,或杂粮等代用品,此为倭侨最感痛苦之事”。(28)但与普通中国民众相比,日侨至少还有米可食,温饱尚无问题。除日侨外,驻华北的大量日军的粮食也需要补给。如何保障在华日本人的粮食供给成为日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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