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时局与粤澳金融关系的深化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义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健鸿,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广州 510275)。

原文出处:
广东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广东省银行澳门支行成立于1939年。该机构的问世和存续,是以澳门的特殊地位和抗战时期的特殊情势为背景的,其机构在战时和战后的演变与政治经济时局密切相关。战时它担负着沟通侨汇、为内地经济民生和抗战事业提供支持之使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战后它发展成为一个日渐成熟的金融机构,与澳门地方社会产生越来越深入的联系,具有明显的本地化趋势。该行的存在和发展,不仅是粤澳两地社会经济关系走向深化之见证,也可以看作澳门金融史的一页。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3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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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澳门在近代为葡人所占,但其与广东内地密迩相连,在社会文化方面更具有无法割裂的密切联系。在时势变迁中,这种关系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呈现。1940年代广东省银行澳门支行的建立与运作,即是两地社会经济联系更为紧密之例证。对这个机构的专门研究目前尚属阙如,但学界关于广东省银行的研究,以及抗战时期广东、澳门金融业的相关论述,均有助于我们对该机构的了解与认识。①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广东省档案馆庋藏的广东省银行档案为基本材料,参阅其他相关文献,通过对抗战和战后时期该机构的设立、运作及其功能作用的研究,从一个具体侧面考察此时期粤澳两地之间金融关系的发展,恳请相关研究者不吝赐教。

       一、广东省银行澳门支行之建立

       广东省银行成立于1932年1月1日,其前身是1929年成立的广东中央银行。而广东中央银行则是由1924年“国父在大元帅任内手创”的中央银行演变而来。②其业务范围首先在广东省内,不久后也向省外扩展。在海外,它先后设立了香港分行、新加坡分行和澳门支行。香港分行设立于1928年,后一直继续延续下来。新加坡分行于1939年3月设立。③

       鉴于香港的重要地位,广东省行重视在那里拓展金融业务是理所当然的。相对于香港,澳门的地位较为逊色。但抗战时期日军将战火烧至华南,广州等地相继失陷;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于日人之手。这种形势的急剧变化,使得日军未占领的澳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其在粤澳金融关系方面的表现,即为广东省银行澳门支行的设立。

       关于广东省银行设立澳门支行的原因,从战后该行行长刘佐人的一份呈文中可窥端倪:“本行于抗战初期,因接受侨胞请求,及适应战时需要,特设立澳门支行”。④抗战期间滞留澳门的财政部专员唐榴说的更清楚:“粤省自抗战初期,海口即被敌封锁,外汇断绝,侨眷发生恐慌。嗣广东省银行徇各地侨胞之请求,乃于澳门设立支行,以沟通侨款汇路”。⑤他们都强调澳门支行的设立主要与侨汇相关,说明办理侨汇业务确为设立该机构之主要目的。刘佐人说设立该支行乃因“侨胞请求”,唐榴认为设立该行的背景是因为内地侨汇断绝令侨眷恐慌,都说明设立澳门支行从事侨汇业务,是为侨眷、侨胞服务。广东籍华侨众多,省内的侨眷数量庞大,其诉求理应加以解决。

       更重要的原因是,侨汇收入历来是广东社会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成分。该行副行长李振五指出:“广东对外贸易,年年入超”,但“广东存银,不但不因年年入超而渐竭,每年更有大量生银运入本省”,原因正在于广东华侨“每年从海外汇回巨款,足以抵消入超而有余”。⑥又由于广东侨汇在全国的侨汇中占有大半份额,⑦做好广东侨汇业务对国家层面的国际收支平衡也有很大作用。在战时,侨汇更成为维持经济运转、支持抗战的重要资源。

       广东省银行利用在地理上毗邻港澳的优势,在澳门建立以吸纳侨汇为主的金融机构,既有利于本省战时社会经济,支持抗战事业,也可以趁机拓展自己的业务。对它来说,特殊时局既意味着极大的挑战,也意味着自身发展的一个机遇。七七事变后,“广东因地居冲要,时受敌机骚扰,人心惶惶,富户多迁避港澳,工商业大多停顿不前,市面银根日趋短绌,金融枯涩,各银行钱庄受此影响,业务大为减缩”。⑧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多数金融机关撤退至省境以外,于是调剂筹码,供应资金以及汇兑款项之任务,不得不由广东省银行勉为负荷”。⑨所谓“省境以外”,主要也是指“富户迁避”、相对安全的港澳。专办侨汇业务的中国银行和钱庄等民间机构,因战事遭受较大打击,吸纳侨汇的功能均大减。这种情况,为希望有所作为的广东省银行提供了逆势扩张的机遇。⑩

       在香港之外,将自己的势力发展到澳门,也成为广东省银行的一项战略性措施。史料显示,战前广东20多家银行中,“随省治北迁者,惟广东省银行一家”。该行“独负沟通后方金融”之责,深感“责任綦重,遂积极筹划,以发展该行业务,并因应环境,调整该行各分支机构”。(11)1937年底,该行在省内外及境外设立的分支机构只有24处,次年增设办事处13所,1939年“为推行中央金融政策,再普设行处,继续设立二十二所,又在省外国外设立行处六所”,此后数年续有增设,总计达百处以上。(12)显然,澳门支行即属于1939年该行增设的6所行处之一,是该行扩张势力的一个重要步骤。该行于1939年8月给广东省政府的呈文中称:“广州沦陷,澳门因与中山县境毗连,遂成内地出入咽喉,四邑运输孔道。职行为沟通国际汇路,活动地方金融,实有在该地设立机构之必要。”(13)

       此外,由于当时国民政府中央金融机构并未在澳门设立分支,广东省银行的这一举措也恰好填补了一个空白。故设立专办侨汇业务的澳门支行,具有多重背景和意义。

       1938年,广东省银行似在澳门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但正式布局则在1939年上半年进行。澳门机构筹建的具体工作,由该行香港通讯处进行。该处由当时在港的副行长云照坤和曾晓峰负责。1月,行长顾翊群通过驻港办事处派冯启和赴澳门筹设办事处,冯启和即在随后数月进行筹备。(14)

       筹办澳门分支机构面临的一大问题,是以何种名义开办。据该行港讯处6月7日报告:“连日向澳门华务局、经济局、公抄房等机关接洽,据各该主管答复,均以澳例除西洋银行外,不得再有其他银行。广东银行前以葡文译音,用华文名字,系一时权准,现不能援例办理”。澳门官方的答复还强调说,“且最与澳例抵触者,则本行为发行纸币银行,而纸币上并无刊明发行地址”,这样就存在广东省银行发行的纸币被当作在澳门发行的可能性,这当然是澳葡当局所不能同意的,“故本行不论用中西名义开业,将来仍必发生法律问题”。在此情况下,云照坤和曾晓峰建议,“只有先以银号名义领照,届时另办代理省行手续,当可照办”。(15)6月10日,顾翊群据此致电通知“澳处改用银号名义”,以朱彦卿为经理,冯启和为副理。(16)筹备工作转而由朱负责。6月21日,朱彦卿即向顾翊群报告,“澳处注册手续大致办妥,葡方允在最短期间批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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