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3日，中共建政尚不到一年的時刻，毛澤東在主要由民主黨派人士和知識分子參加的全國政協第二次會議的閉幕式上講了一番關於過「土改關」的話，頗耐人尋味： 戰爭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義的歷史時期內考驗全中國一切人們、一切黨派的兩個「關」……戰爭一關，已經基本上過去了。這一關我們大家都過得很好，全國人民是滿意的。現在過土改一關，我希望我們大家都和過戰爭關一樣也過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齊步伐，組成一條偉大的反封建統一戰線，就可以領導人民和幫助人民順利地通過這一關。① 戰爭一關似不難理解，即國共內戰，所謂「過戰爭關」，顯然是指多數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人士沒有隨國民黨政權南下臺灣，而是選擇留在大陸，支持新政權。然而「土改關」卻有些令人費解：城市知識分子為何要「過」鄉村土地改革的「關」？二者之間有何被忽視的關聯？「反封建統一戰線」又究竟指的是什麼？ 在對共產革命與當代中國史的研究中，中共領導的土地改革運動在政治與經濟層面的探討已較為充分。但除卻農民與地主間的階級鬥爭以及地權的再分配等議題，土改似乎還有著諸多思想文化面向的意蘊與內涵有待挖掘。②一些研究已開始關注到「文化的土改」，尤其是城市知識分子與鄉村土地改革間的具體關聯。周兵和張致森的研究關注到，新政權通過有組織地動員久居城市的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人士「參觀」共和國初期鄉村的土改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對他們的革命教育與思想改造。③江曠(Brian DeMare)、聶莉莉、黃波粼、楊紅林、常利兵、王英等學者對這一知識分子通過參與土改實現思想改造的過程亦多有闡發。④然而，既有研究仍尚未能充分揭示這一議題在土改研究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研究中的重要價值。 首先，知識分子究竟是主動參與土改，還是面對強大政治壓力下不得已而為之？抑或是兼而有之？1949年秋至1950年春在北京周邊郊區開展的土地改革運動在這一層面的意義尤為重要，因為其標誌著知識分子由主動參與土改到系統性的被組織要求參加土改的開始。⑤1949年秋，正是時任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校長的徐悲鴻(1895-1953)主動寫信給政務院總理周恩來，請纓攜藝專師生參與北京郊區正在開展的土地改革，拉開了北京高校師生參加京郊土改的序幕。京郊土改結束後，尤其是隨著1950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的頒行以及全國範圍內土地改革的開展，高校師生，知識分子幹部，民主黨派人士紛紛在新政權的組織下參加華東、華中、西北等地區正在進行的土地改革，知識分子參加土改儼然成為共和國初期的一股強大的政治潮流。⑥由此觀之，對知識分子參與京郊土改的個案考察將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知識分子群體與國家意志間的互動過程。 其次，「知識分子」這一概念在共產革命與當代中國歷史語境中究竟是指何種類型和層次的文化人群？這一點尚無定見。⑦一些研究對知識分子群體作出了「大知識分子」與「小知識分子」的二元區分，即分别指少數高校教授、文化名流與多數高校青年學生，但用意在於補足以往研究只重視少數著名知識分子所導致的對多數學生群體的忽視。⑧當然，這種分類對我們進一步思考知識分子參加土改的不同動機至關重要，因為不同身份的知識分子參與土改的熱情顯然會有所不同。他們在土改中扮演着不盡相同的角色，對土改感受的表達趨向多元。而京郊土改恰好為我們觀察不同類型知識分子的土改感悟與改造歷程提供了絕好的視角。⑨新舊政權交替之際，除少數隨國民政府遷臺的知識分子外，大多數留守北京的知名教授對新政權存在既渴望瞭解，又不無憂慮的矛盾心情。作為新政權的觀察者，他們渴望瞭解新政權對他們的態度，更希望增進對中共政權與共產革命的認識。而面對新政權對他們小資產階級的定性⑩以及必須向工農學習的要求，多數高校學者或真心或違心地參加了京郊土改，並將他們的土改經歷作為學習體會與感受登報公佈。正是在這一階段，知識分子成為了土改合法性與自我改造與革新的敘述者。與此同時，作為明顯區別於學者、教授或文藝界知名人士的高校青年學生，他們對新政權和新社會明顯有著更為積極的嚮往，不但渴望親身參與土改，更願意成為土地改革乃至農業生產的實際踐行者。從觀察者、敘述者到踐行者，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實際上構成了他們各自不同維度的土改體驗與土改感受。 本文對北京高校教授與青年學生參加郊區土改的考察，首先以關涉知識分子參加土改之始的關鍵人物——畫家徐悲鴻為考察對象，分析其主動申請參加土改的抉擇背後的政治考量。其次是親身參與土改卻始終游離在土改運動核心決策之外的哲學家馮友蘭。他們二人作為京郊土改的「觀察者」，在考量新政權對知識分子的定位與期許和進行思想改造的自我呈現上，邁出了關鍵的第一步。文中第三個考察對象是與二人類似，但是作為群體的高校學者型知識分子。他們中的多數並不如徐、馮二人那樣引人矚目，但在撰寫土改感受文章時卻顯得更為「進步」。文章最後考察的是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青年學生，他們不但參加了京郊土改，還有不少在校園內開展農業勞動，以實際行動踐行土改所貫徹的勞動者光榮的理念。 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主流報刊，以及燕京大學的學生自辦刊物『新燕京』為核心史料，並結合相關檔案和回憶材料，本文希望論證，無論是大學教授、知名學者還是普通學生，他們對京郊土改的觀察、敘述以及踐行在本質上都是一種革命的展演。這種展演未必是「無奈的表演」，(11)但都在不同程度上試圖回應新政權對知識分子作為一類「可資利用但難以完全信任」(12)的階級的政治定位。為赢得新政權的完全信任，身處京郊土改現場的知識分子在校園裡，在媒體上，在京郊農村中，或全心全意，或三心二意，充分展演著他們與農民的友誼，對地主階級的憎恨，對新政權的擁護，以及對自己「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