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进逼，封建统治日益衰败，祖国山河破碎、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备受奴役。回溯历史，可以看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无数仁人志士为此苦苦求索、进行各种尝试，但都以失败告终。”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由思想自发转为思想自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坚守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2023：91)。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2023：91)。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从“立国”意义上，对“以工立国”、中国工业化—现代化思想作出渐次深入的探索，对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百年前，在1921年再度兴起的那场“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论争中，中国共产党理论家们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最初的理论主张和思想观念；九十年前，在1933年《申报月刊》上展开的那场“中国现代化问题”论争中，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本理论主张和思想观念得到传播和运用，开拓了中国思想界关于现代化问题探索的先导。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对“立国”理念的探索及其意义 选择一条什么样的社会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面对的首要问题。20世纪20年代初，中华民族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西方列强的疯狂侵略和掠夺、封建专制的残酷统治和压迫，使中国社会加速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是在这一时刻，中国思想界再度对“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问题展开论争，试图从中国“立国”道路选择上，找到解救民族危亡的出路。 1921年之前，中国思想界有过关于“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零星的论争；1921年，章士钊在欧洲进行政治考察回国之后，对“以农立国”思想作出新的阐释，使得这一论争的思想史意义得以深入。1923年8月，章士钊在上海《新闻报》发表的《业治与农》一文，列举18世纪以来欧洲工商业发展的许多弊端，同时在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种种梗阻的分析中得出如下结论：“当世工业国所贻于人民之苦痛何若，昭哉可观，彼正航于断港绝潢而不得出，吾扬帆以穷追之，毋乃与于不智之甚，世界真工业制之已崩坏难于收拾如彼，吾国伪工业病之复洪胀不可终日也如此，此愚所为鸟瞰天下，内观国情，断然以农村立国之论易天下，无所用其踌躇者也。”(转引自罗荣渠，2008b：743-744)同年11月，章士钊在《新闻报》发表《农国辨》一文，极力褒扬传统文化与农业国的优越性，在对“以农立国”主张的阐释中认为，相较于工业国，农业国“寡欲而事节，财足而不争”(章士钊，1923)。“以农立国”论者往往认为：“工国运命，已濒厄境。若尚趋赴，何异自蹈陷阱中乎”；“以农立国”可以避免西方工业化国家生产过剩等诸多弊疾，因为往往“农国求过于供，工国供过于求”；加上“中国有长远之农史，广大之农地，良善之农民”，“以农立国”被看作“宜发挥其所长，不宜与西人为我占劣势之竞争”(罗荣渠，2008b：769、770)。 1920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就提出：“我们可以晓得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中国李大钊研究会，1999a：146-147)在李大钊看来，从无产阶级地位上探索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要立足于对生产资料同工人关系的研究。1921年3月，李大钊多次谈到中国要发展社会主义“实业”问题，在《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一文中谈道：“中国以农立国，然而农业腐败得不堪过问。”对于中国实业界，“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还不如用社会主义为宜”。“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中国实业界的人，没有不受官僚的操纵压迫的。既行社会主义而后，则此种掣肘实业的人，当然可以消灭了。我要说一句武断的预言：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中国李大钊研究会，1999b：80、81)在同月发表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一文中，李大钊进一步提出通过社会主义的办法，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发达的工业国的观点，认为“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中国李大钊研究会，1999b：85-86)。李大钊坚信，中国“实业”发展，要以推翻国内反动统治和国外资本主义统治为前提，要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 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条件及其必然性问题作出清晰的表达。在对中国共产党“民主主义革命”七项奋斗目标的阐释中，居于最先两项的奋斗目标就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2011：133)。这就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最初确定的“民主主义革命”奋斗目标中，已经蕴含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明确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大历史任务的思想，即“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0：2)。党的二大之后，关于中国工业化必须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根本基础和前提条件的思想，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