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于急剧变化的历史语境，既有的文学理论面临着全方位的挑战，诸多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需要重新考察或再认识。语言是人类最独特、最显著的行为活动和认知方式，在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发展历程中，文学的语言问题成了一个非常前沿的问题。 一、“文学的第一要素” 人们常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苏联的文坛泰斗高尔基就声称“语言是一切事实和思想的外衣”，“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它和各种事实、生活现象一起，构成了文学的材料”，①“语言把我们的一切印象、感情和思想固定下来，它是文学的基本材料”②。不过深究起来，高尔基的论断值得商榷：如果说“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那我们为何又说“内容决定形式”“政治标准第一”呢？既然“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怎么又说“语言”仅仅是一切事实和思想的“外衣”，其作用只是“把我们的一切印象、感情和思想固定下来”，即将既有的思想内容“物化”成可感的形式呢？无视“语言”在文学中对内容或思想的创造或生成意义，仅仅把“语言”看作“文学的基本材料”，而非文学的基本存在形式或基本“现实”，那么所谓的“第一”意义何在？ 可见，“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命题看似冠冕堂皇，实则是模糊不清的空洞口号。在具体实践中，重要的不是这个命题本身的字面含义，而是它在整个文学理论体系里被实际地规定或赋予的含义——文学首先是“思想的艺术”，然后才是“语言的艺术”；相应地，文学批评的标准首先是“思想标准”或“内容标准”，其次才是“艺术标准”或“语言标准”——命题的实际语境含义似已成为特定的和消极的了。③文艺理论家童庆炳的判断富于前瞻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学语言问题在文学理论中并没有获得应有的位置。虽然也讲一点文学语言的特征，但都浅尝辄止，什么问题都没有讲深讲透。根本原因是只看到文学与政治、与生活的联系，而忽略了文学首先是一种语言，一种特殊的语言。”④因此，我们很有必要重新阐释、理解“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命题，以抉发其思想的当代意义。 20世纪，以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和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语言学以及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为代表的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的语言观共同推动了人文学科的“语言的转向”(Linguistic Turn)。恰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语言，连同它的种种问题、种种神秘以及它与其他事物的种种纠缠牵连(implications)，已经同时成为其范式(paradigm)及其偏执的对象(obsession)。”⑤“语言的转向”改变了文学理论的疆界和讨论问题的方式，人们倾向于把“语言”确定为文学观念的重要坐标，文学语言在众多的文学理论学派中出任了主角。如俄国形式主义就认为，“文学性”存在于文学形式和语言结构之中。韦勒克力图分辨文学的、日常的和科学的三种语言，认为回答文学是什么的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是“弄清文学中语言的特殊用法”⑥。乔纳森·卡勒虽否认了文学的“本质”，但还是围绕“语言”这个焦点提出文学具有五个基本特征：第一，“文学是语言的‘突出’”，“这种语言结构使文学有别于用于其他目的的语言”；第二，“文学是语言的综合”，“文学是把文本中各种要素和成分都组合在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的语言”；第三，“文学是虚构”，“文学作品是一个语言活动过程，这个过程设计出一个虚构的世界”；第四，“文学是审美对象”，它“促使读者去思考形式与内容相互间的关系”；第五，“文学是互文性的或者自反性的建构”，“文学的互文性和它的自反性……是语言的某些方面的突出运用和有关语言再现的问题”。⑦ 20世纪的西方文艺理论家大多兼擅文学理论与语言学，他们普遍强调“语言不仅仅是‘自然之镜’，我们的所有认识及关于实在的语言表现都带有它们由之形成的语言中介的印迹”⑧。法国文学批评家热奈特的观点极具代表性：“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部作品，惟独或基本上因为它使用了语言媒介，才有可能成为文学作品。”⑨在发生“语言的转向”之后，西方多数文艺理论家的语言观基本完成了由工具论到存在论的转化。由于未能摆脱传统的语言工具论，当代文学创作始终难以克服趋同化的痼疾，我们的文学研究也往往顾此失彼，不少论著千篇一律。囿于传统认知极其有限的视域，我们通常不是从世界存在的角度看待一切，语言也一直没有被充分地主题化、对象化，更没有被视为最主要的问题加以集中思考。如果我们仍然认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么就不能不调整、改变既有的语言观，重新认识文学与语言的关系，重新阐释该命题的理论意义。 二、“语言的本质” 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海德格尔关于语言本质的重要思想。 以1930年的演讲《论真理的本质》为界，海德格尔的思想在研究视角和思考上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此之后他主要关注“语言”揭示了什么，而不是传达了什么。如此一来，“语言”在海德格尔那里便由一个边缘性的话题变成了核心议题。以此为发端，后期的海德格尔转向了存在本身的语言，赋予语言以独立、先在的性质，从而确立了语言的本体论地位。 按照莱索(Wrathall)的说法，海德格尔“转向”之后赋予“语言”两种含义：“普通语言”(ordinary language)和“源初语言”(originary language)。“普通语言”就是在《存在与时间》中被称为“语言”的东西，即工具主义层面的东西；“源初语言”则是语言更为本源层面的东西，它使得事物得以在其存在中作为其本身成为可通达之物。二者之间的差异持续推动着海德格尔语言思想的发展。⑩ 海德格尔指出，传统认识论、工具论的语言观在解释语言现象上有其合理性，但是并没有触及语言的本质。存在是主客体尚未分化之前的本源性状态，传统语言根本无法言说这种存在。我们必须放弃传统的言说方式，将非本质的语言转化为本质的语言。海德格尔把“道说”视为语言的本质，是语言的语言，“澄明着和掩蔽着之际把世界端呈出来，这乃是道说的本质存在”(11)。语言属于“本质现身的东西”，本质现身的东西自身是“道说”着的。语言最切近于人之本质，一切存在都是语言中的存在，存在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显现——语言指明了存在和人的一种“本质性的彼此互为”的领域。在1946年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将这种本质的语言称作“存在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