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所称的“文学批评”或者“文学理论”“文艺学”,并非中国所固有,而是近代以降中西学术交汇的产物。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学评论(包括评点)如何转化为现代形式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叙述,便成为研究者关心的重要议题之一。尤其在20世纪九十年代以降的百年学术史总结和反思中,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问题开始进入学术界讨论的中心,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①总体来说,已有研究理论色彩鲜明,多关注与现代文学理论直接相关的内容。在研究中频繁出现的是带有现代意味的概念,如“方法”“范式”“范畴”“当代性”“科学意识”等。这一状况,一定程度上表明研究者更关注现代视域中古代文论如何被表述,而较少聚焦于现代学术观念与中国传统文论资源遇合过程中出现的复杂状况,以及现代场域中古代文论叙述被规训的过程。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研究者除了面对“原生态”的古代文论之外,“还面对着‘被重新建构的’古代文论,也即还面对古代文论近一个世纪的现代研究史”②。由此造成的结果,现代学术体系中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叙述,从一开始就会带有某种建构性的特征。这样的情形,伴随着现代学术形成、发展的始终。本文以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观念兴起及早期批评史书写实践为考察对象,探讨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种知识系统形成过程中,现代“文学批评”观念如何建构中国文学批评历史形态的真实图景,目的是为当下建构基于中国文学实践和批评的文学批评史知识体系提供历史借鉴。 一、20世纪早期作为外来观念的“文学批评” 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种现代知识体系,是中国传统文论对接西方“文学批评”观念的产物。朱自清在《评郭绍虞〈中国文学史)上卷》一文中曾以批评的姿态指出:“‘文学批评’一语不用说是舶来的。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③以文学批评之“名”框定中国传统文论之“实”的学术研究理路,在中国现代学术研究中已成常识,后世诸种以“中国文学批评史/理论史”为名的著述不断问世,都在说明这一著述方式所形成的话语权力。追索其生成过程,背后蕴含着一个知识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即西方“文学批评”术语在何种背景下被纳入中国文学的研究视野,又是如何成为中国传统文论的对应词?对这一生成过程进行厘析,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西方“文学批评”观念本土化过程及其与中国文论的遇合与疏离。 “文学批评”在西方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的形成,至晚在1894年克罗齐撰写《文学批评》时即已成为通则。④而在中国,“文学批评”作为著述形式则要到“五四”前后才开始被关注。当时,中国文学正处于现代转型的关键期,在摈弃旧文学的基础上建设新文学,以符合现代国家建构,成为学界的主要动向。一些深受西方学术思潮影响的学者,敏锐地体察到文学批评能够给予新文学建设以指导,故而呼吁“文学批评”的到来。胡愈之指出:“近年新文学运动一日胜似一日,文艺创作也一日多似一日,但同时要是没有批评文学来做向导,那便像船没有了舵,恐怕进行很困难罢。”⑤张友仁也表示:“若欲使我们文学不歇地向前发展、进步,臻于精善,非有文学批评与之相辅而行不可。”⑥对文学批评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已有充分认识,只是在研究方面存在欠缺则是不争的事实。王受命说:“近几年来,国人对于文学的兴趣,已逐渐增高,但文学批评一事,却无人去努力,这实在是一件抱憾的事。”⑦冰夏也颇有针对性地指出:“在中国现在的文学界内,批评创作真是万分要紧的事。”⑧郭绍虞直截了当地强调批评家的重要性:“只有批评家能别有创见,脱去旧式的批评,以从事于新运动,才可使艺术一换新面目。所以批评家应得站在艺术思潮的前面作适当的指导,切不可使其思想为旧形式所束缚,使艺术永陷于蹈袭的境地。”⑨对于身处现代知识转型场域中的20世纪早期学人来说,无论是出于对接西学知识的需要,还是建设新中国学科发展、大学教育开展的要求,都呼唤一种作为知识类型的“文学批评”研究及历史书写。 “文学批评”作为现代知识和观念最初进入中国学者视野,主要源于介绍和翻译西方文学批评文献浪潮的兴起。华林一《安诺德文学批评原理》、沈雁冰《海外文坛消息(四十三):梅莱(Murry)的文学批评》、梁实秋《西塞罗的文学批评》、冠生《法国人之法国现代文学批评》等文章,都对西方文学批评观念予以介绍。与此同时,大量的译文和译著也开始涌现,如圣麟《文学批评史上的七大谬见》、贺自昭《文学批评》、黄仲苏《法兰西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之概略》、方光熹《近代英国文学批评的精神》等译文,张资平《文艺新论》、章锡琛《文学批评论》、傅东华《社会的文学批评论》等译著。从某个方面来说,这些介绍和翻译只是让学界知道中国之外所存在的西方文学批评观念,并非开展真正意义的研究。然而从它们被连载于传播特性较强的报纸,且多被刊登在显要位置,显示出作为一种域外知识,中国学界对“文学批评”的重视程度,一定程度上也为“文学批评”这一知识类型成为中国文学研究重要一脉提供了理论准备。 此外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与介绍和翻译西方文学批评文献并行的另一条研究路径——以西方术语“文学批评”观照中国传统文论,也逐渐引起学界注意。文学批评不仅关涉中国新文学建设,还与中国传统文论资源产生了联系。姚志鸿专门撰写《(中国文学批评)之批评》一文,指出:“我国文学批评之专书,始自刘氏之《文心雕龙》,降级后代,如诗评、诗话、词评、词话、曲评、曲话等。其他笔记中亦有关于诗——词——曲之评语者,汗牛充栋,几不胜举。虽穷年累月,亦不能窥其堂奥,而为之深论焉。”⑩段熙仲也表示:“中国文学批评之作,源起盖晚,专著如《文心》《诗品》者殊少;藉有所述,亦东鳞西爪的文学批评之意见而已。”(11)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已经认识到中国也有自己的文学批评传统,其中尤以《文心雕龙》《诗品》为代表,只是除了《文心雕龙》《诗品》等专书之外,能够“窥其堂奥,而为之深论”的不多,多为“东鳞西爪”的意见,无足轻重。即便如此,他们将西方“文学批评”观念与中国传统文论相连接的认识,成了该时期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兴起的思想开端。 当然,彼时的学术界同样不乏与姚志鸿和段熙仲观点相反的学者。王统照就认为,中国传统文论资源中几乎没有所谓的“文学批评”意识:“中国以前的文章,偶尔有几片沙砾中的珠矶,说到批评,也多是些微末无足轻重的话,如同‘四始彪炳,六义深环’(《文心雕龙·明诗篇》)这一类的话,只是批评比自己去堆砌词藻,于批评二字实难说到。”(12)茅盾也说:“中国一向没有正式的什么文学批评论,有的几部古书如《诗品》《文心雕龙》之类,其实不是文学批评论,只是诗、赋、词、赞……等等文体的主观的定义罢了。”(13)这种声音的存在,也从另一个侧面提醒读者,西方术语“文学批评”与中国传统文论之间的对接,并不如后世“中国文学批评史”写作所显示的那样,具有毋庸置疑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中国古代文学评论历史的建构,在现代学术早期展开过程中,实际上也存在着多种可能的途径,只是由于后来以“文学批评”观念作为建构的主流意识,其他书写路径才逐渐退出研究者关注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