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讨论本文所使用的两个词：“关键词”和“范式”。 先说“关键词”。《文心雕龙·神思篇》有“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1](卷六，P493)，文学如此，学术亦然：均须以“辞令”(词)为“枢机”(关键)。现代学术书写的“关键词”译自“key words”，是构成论文的必要部件或元素；而作为学术研究之枢机或关键的“关键词”，分之则为概念、术语、范畴、命题，合之则为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一个学科犹如一张学术之“网”，所使用的诸多概念和术语为纵横交织之网线或条目，范畴为网中之纽结或节点，命题则为网上之纲领。无条目、纽结和纲领则不能成“网”，故对于学科或学术而言，概念、术语、范畴和命题皆为“管其枢机”的“关键”之“辞令”。“关键词”既是学术研究之对象，诸如中华元典关键词、中国文论关键词、中西诗学关键词、美学关键词等；也是学术研究之方法，如德国的概念史方法、英国的大众文化方法、中国的训诂学方法和历史语义学方法等。本文在经史子集知识学背景下探讨文论关键词研究的古典范式，实质上是用“关键词方法”研究“关键词研究”。 次说“范式”。《尚书·周书·洪范》有“天乃赐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2](P398)，洪范，宏大之范式。如果说《尚书》的“范式”尚属治国理政，那么《文心雕龙·事类篇》的“范式”则与文论相关：“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1](卷八，P615)《事类篇》讲用事、用典，讲“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所据之事、所援之古多为经典意义上的范式，即“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故《用事篇》所言“范式”有双重内涵：汉赋大家的“捃摭经史”是对他们之前的经典范式的据事和援古，而他们在援用古典范式时的“华实布濩”又成为后人辞赋创作的范式。崔班张蔡的“因书立功”，兼指对旧范式的成功援用和对新范式的成功构建。就本文的研究领域和学术目标而言，“经”“史”“子”“集”是关键词研究的旧范式，“本于字”“据于事”“辨于义”“明于诗”则是在“捃摭经史，华实布濩”的基础上所力图构建的新范式。 一、知识学依据 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的古典范式，深植于传统学术“经史子集”的知识学谱系。经史子集，既是文献分类方法，也是学术思维方式，更是学术研究的范式。“范式”的本土义即如前述，既有治国理政层面的“洪范九畴”，也有文学创作层面的“因书立功”；“范式”的西来义出自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库恩的paradigm(范式)指一个学术共同体所公认的科学成就、典型问题和解答。[3](P44)汉语的“范式”和库恩的paradigm，均有“典范”“楷模”“矩式”“标准”“依据”等含义。在这个意义上讲，经史子集无论是作为学术成就(《四库全书》)、典型问题(总目提要，各撷所长)，还是作为解答问题的思维方式(兼收并蓄，以证异同)、研究方法(平心而论，互相补苴)，[4](卷首《凡例》，P16-19)都是堪称“范式”的。 笔者研究中国文论关键词，受到著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冯天瑜(1942-2023)所倡导的“历史语义学”的影响。冯天瑜生前曾与笔者谈起，他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尝试用关键词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那个年代距离2004年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译介到国内还要早二十多年。冯天瑜的这一段“口述个人史”给笔者极大的启示：有没有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一书，有没有随之而来的21世纪初国内学界的“关键词热”，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史子集所经常用到的训诂学方法，就是一种关键词研究法。经学的根底是小学即古文字学，是戴震所说的“字以通词，词以通道”；史学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自然离不开名物诂训、语义索源；子学既要“博明万事”又要“适辨一理”，而“万事”与“一理”说到底都是需要用关键词来命名的；集部五类皆为广义的文学和文学批评，或区囿文体，或品藻文人，或序跋文本，或体貌文情，其“关键”之处皆在“文辞”，皆在对文辞的释名彰义。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认为，训诂学的“对象”即为“古代文献语言的词义”，训诂学的“任务”是“研究古代汉语词的形式(形、音)与内容(义)结合的规律”，训诂学的“目的”则为“准确地探求和诠释古代文献词义”。[5](P5)经史子集作为古代文献之集大成，其随处可见的训诂学方法，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完成了关键词研究的任务，实现了关键词研究的目的。 朱自清将《尚书》的“诗言志”视为三千年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这个文论命题，内含“诗(实则为《诗》)”“言”“志”三个概念，关涉“经”“史”“子”“集”四部。从源头上说，“诗(《诗》)言志”出自《尚书》，《尚书》既是五经之一，又是最早的记言体史书，可谓“经”“史”一体；“言志”之《诗》，既是“经”，又是最早的诗歌总集，又可谓“经”“集”一体。就流变而论，经史子集四部中有大量的关于“诗言志”的语用、诂训、诠解和阐释，从而构成“诗言志”这一关键词研究的知识学依据。三千年的中国古代文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关键词”研究史；而这部“关键词”研究史，其知识谱系和学术范式与经史子集同向同行、同体同构。 《总目》经部列十类，“易类”为之首。一部《周易》，既为“经”之冠，亦为关键词研究之滥觞。《周易》的关键词是什么？或者说《周易》研究哪些关键词？《庄子·天下篇》有“《易》以道阴阳”[6](卷十下，P1067)，《周易·系辞上》有“一阴一阳之谓道”[2](第一册，P161)：前一个“道”为言说、探究和阐释，后一个“道”为范畴、理念和规律。《周易》的任务和目的，说到底是要阐释“阴”和“阳”这两个中国哲学和文化也是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元范畴和元理念。《周易》如何道“阴阳”之道？或者说《周易》如何研究“阴”“阳”这两个关键词？《庄子·天下篇》“《易》以道阴阳”成玄英疏曰：“《易》明卦兆，通达阴阳。”[6](卷十下，P1069)《周易》通过发明卦义以及卦之象征(兆)义来阐释阴阳之道，也就是后来戴震所总结的“字以通词，词以通道”之经学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