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Georg Lukács，1885-1971)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因而中外学界对其思想都已有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他1918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之后的研究更为关注。学界一般认为，早期受浪漫派滋养的卢卡奇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对浪漫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剧烈变化，并将其在1950年代写作的《理性的毁灭》视为批判浪漫主义的顶峰。这样的叙述大致不差，但也不可避免地遮蔽了其与浪漫派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也不利于我们理解他对浪漫主义的批判与其一贯追求的文化理想到底有何内在的联系。本文拟从卢卡奇写于1930年代的具体文本出发，重新考察其批判浪漫主义的内在理路。 卢卡奇虽然早期受惠于德国浪漫派，但很快就对这一为自己提供“理论起点”①的学派予以否定，到1930年代甚至表现出对浪漫主义的批判，并将其与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直接画上等号，尤其是在1931年《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产》②发表之后，他对待浪漫主义的态度与写《小说理论》时期和1920年代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都截然不同。但是，这种情况在十几年后就发生了变化，卢卡奇在1943年写作《陀思妥耶夫斯基》③时，完全推翻了自己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产》一文中的观点，重新赋予陀思妥耶夫斯基以神圣地位，或者说重新对“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④予以肯定。而事实上，早在这之前的1935年，卢卡奇在《巴尔扎克与司汤达》和《民族诗人海因里希·海涅》这两篇文章中就对浪漫主义有过精辟而中肯的分析。这两篇雄文虽然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对浪漫主义尤其是黄金时代的历史观做出极高评价，但与1934年的《表现主义：意义与衰亡》⑤相比来说相对谨慎客观了许多。我们知道，卢卡奇在这篇关于表现主义的长文中把“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并大加斥责。为什么短短一年时间后，他对浪漫主义的态度就发生了明显变化？这种变化又意味着什么？而在二战后梳理德国文学时，卢卡奇为何又再次将其与法西斯主义并置讨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重新考察一下他这篇关于海涅的长文。 一、海涅对德国浪漫派的批判 卢卡奇写于1935年的《民族诗人海因里希·海涅》一文，不仅使他通过阅读和思考重新走进了浪漫主义爱国诗人海涅的内心世界，而且海涅对浪漫主义的批判也让他有机会间接或者部分地回到他早期理论的浪漫主义来源上，我们也能从中看到卢卡奇仍然与其早期思想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学界虽然对浪漫主义研究存在很大的观念分歧，但是对于浪漫主义是对18世纪理性主义的反叛，尤其是对启蒙运动的理性神话及乐观的进步信仰的反叛这一点基本是认可的。表现在文学艺术上，浪漫主义是对古典主义的反作用，浪漫主义诗人认为古典主义呆板、固定、单调的规定性束缚了创造力和想象力。但是，德国浪漫主义有别于英法浪漫主义。有学者曾言简意赅地指出德国浪漫主义相较而言缺少的东西：“德国浪漫派同英、法等国的浪漫主义相比，既没有他们所达到的艺术成就，更谈不上他们所体现的那种革命精神。”⑥那么，在海涅那里，他一直批判的德国浪漫主义到底所指为何呢？“它不是别的，就是中世纪文艺的复活，这种文艺表现在中世纪的短歌、绘画和建筑物里，表现在艺术和生活之中。这种文艺来自基督教，它是一朵从基督的鲜血里萌生出来的苦难之花。”⑦由此可见，从小就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的政治诗人海涅，无法认同德国浪漫主义。也正因如此，海涅做出了与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截然相反的评价，他把德国浪漫主义视为一场反动的政治运动。虽然海涅也是受浪漫派滋养成长的诗人⑧，但是在政治上与德国浪漫派迥异，这体现在他对待法国革命的态度上，尤其是在与马克思引为知交之后，他在思想上更为进步。可以这样说，海涅对德国浪漫主义的批判即使没有制敌于死命，但也可以算是从旧营垒中来的反戈一击了。 作为被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禁止言论的犹太作家之一，海涅曾在《论浪漫派》中激烈地批判过浪漫派，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卢卡奇的批评有相似之处，使得卢卡奇对海涅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但是，卢卡奇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海涅本人毫无疑问必须被纳入浪漫主义的经典作家行列。卢卡奇认为，在新兴资本主义日益决定文学关系的社会形势下，作为第二代浪漫主义成员代表的海涅必须摧毁浪漫主义乌托邦幻想，这一点与《小说理论》的论述颇为相似。海涅一方面把自己的主观性看作通向新的艺术的必要过渡，另一方面又极力批判浪漫派的主观性。“他既能十分明确而又无情地把这种幻想当作幻想加以摧毁，同时又能以合法的文学的方式把这种向往当作诗意加以利用”⑨，看一下卢卡奇这句话，我们或许可以更加理解海涅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反讽”这一早期浪漫派文学和哲学的核心概念。但是在海涅那里，已经把反讽“从纯技巧的游戏”中解脱出来，并视之为“批判地、艺术地把握当代现实的中心点”，从而用这一本属于浪漫派的概念“去粉碎资产阶级对所谓和谐的现实所抱的幻想”，海涅的目的就是用反讽和玩世不恭的态度来“摧毁一切骗人的和谐……突出当今的裂解状态”，“摧毁资产阶级的一切错误的思想意识，因为资产阶级用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思想要素为自己编制了一个骗人的所谓和谐的世界”。⑩海涅之所以用浪漫派的概念来攻击浪漫派，即“对这样的反嘲总是以讽刺进行最猛烈的攻击”，是因为他认为充满儿戏的、纯形式的、技巧式的反讽根本达不到批判的效果，反而“具有卫道的性质”，所以在卢卡奇看来，“海涅的反嘲远远超出了浪漫派的一般实践，但是它的来源却还是浪漫派”。(11)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卢卡奇对浪漫主义诗人海涅的赞赏溢于言表，换言之，他完全接受海涅的反讽以及他的浪漫主义，并盛赞道：“正是由于海涅的反嘲主观主义，他才成为十九世纪最有德意志精神的作家。”(12)但是卢卡奇又笔锋一转，认为海涅只有在接触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时才能达到其成就的顶峰，这似乎暗示着政治立场的进步就必然带来艺术上的进步。卢卡奇或许也意识到如此判断过于绝对，所以又补充道：“海涅一点也不懂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在这方面，海涅毕生都停留在空想主义方法论的立场之上……在海涅的思想中，也像空想主义者一样，社会主义是一种应予期待的未来状态。”(13) 二、海涅的“平民性质”与巴尔扎克的“典型” 尽管卢卡奇已经表现出对浪漫主义的负面态度(14)，但他并不是一味地批判，而是借评价海涅批判浪漫派的过人之处来重新审视浪漫主义及其余风——现代主义。众所周知，卢卡奇在这一时期的其他著作中，都不遗余力且直接地反对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但值得注意的是，卢卡奇在这篇长文中对后浪漫主义或者说现代主义的评价比他在同一时期的其他研究要谨慎客观得多。卢卡奇认为，海涅对浪漫主义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有着更深刻的理解：“海涅比所有其他同时代的德国人更清楚地看出了浪漫派同现代文学运动的内在联系(在这方面，海涅也受了黑格尔历史观的影响)。例如，他属于懂得德国自然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少数人之列。他还懂得，浪漫派要求恢复民间的东西，其中虽有反动的倾向，但对德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运动。”(15)海涅所主张的从民间文学传统中获得营养的观念究竟多大程度上可以拯救浪漫主义暂且不论，但毫无疑问他一直是以浪漫主义文学的后裔和批评家自居的。同时，卢卡奇认为海涅继承的最重要的浪漫主义遗产，就是浪漫主义的人民性的东西，即平民性质。(16)虽然海涅和卢卡奇对浪漫派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是他们对这种人民性的平民遗产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如果说海涅的这种人民性体现在他的创作注重从德国民歌中取材，那么卢卡奇对这种人民性的主张就表现在其现实主义文论上。在1930年代那场著名的表现主义论争中，卢卡奇最后把讨论的焦点转移到现实主义问题上来，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关于“人民性”的观点，他认为高尔基、罗曼·罗兰、托马斯·曼等作家都是人民的儿子，其作品的内容均来自他们本国人民的历史和生活，也可以说，是他们本国人民各方面得到有机发展的产物。因此，在卢卡奇看来，“同人民生活保持活跃的联系，使群众自己的生活实践朝着进步方向继续发展——这就是文学的伟大社会使命”(17)。正是在“人民性”这一点上，卢卡奇认为海涅没有沦为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也没有停留在以狭隘的浪漫主义精神批判资本主义上。换言之，海涅一方面来自浪漫派，受浪漫派滋养；另一方面又明确而无情地对浪漫派加以批判甚至摧毁。这就是海涅说自己是“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现代诗人”(18)的原因，而卢卡奇对海涅的这一自我判断更是颇以为然。但是，当卢卡奇谈到海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现代主义的创造者时，他却并没有充分探讨究竟什么是现代主义这个问题。在这里，他并没有像在1935年的《民族诗人海因里希·海涅》中那样，对现代主义进行粗暴的批判，而是强调海涅与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相似之处。那么，卢卡奇为何会将海涅与巴尔扎克相提并论呢？这就要对卢卡奇同年所写的另一篇文章做一番考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