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公约数  

作 者:
崔柯 

作者简介:
崔柯,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原文出处:
中国文艺评论

内容提要:

近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水准提升、格局改观,同时存在瓶颈问题。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成经典、中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三分的格局,三者之间,尤其是中国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缺少充分的对话,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化发展及体系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应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以批判资本主义视野和关注绝大多数人维度为公约数,在深层对话的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3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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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社会总体发展格局相应,近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格局明显改观,同时也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将此前的理论蓄力转化为创新突破的动能,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今后学科建设的重要议题。本文拟结合过去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态势,以“中国式现代化”对理论研究提出的要求为依据,探析学科发展的关键问题。

      自2013年起,笔者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年度发展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写作①,在写作中,笔者和课题组同仁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十年来,研究水准明显提高,学科格局逐渐改观。

      此前一段时间,学科研究较为沉寂,甚至一度被边缘化。近十年来,虽然未提出着眼学科全局的新概念、新方法,但优秀文章数量增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章时有出现。从整体格局看,此前相对薄弱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成果逐年增多,对当前重大现实议题的探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史论研究是新增生长点。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主要包括三个研究对象,相应地形成三个研究领域:经典、中国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2013至2016年度报告的写作中,课题组以这种三分法作为结构,对三个领域的发展状况依次评述,从中发现该年度各领域的亮点力作。不过,课题组也意识到,这种区分较为简单机械,不利于提炼共同议题、构建学科体系,自2017年起放弃了这种做法,转而抓取当年的关键词和发展态势,总结、倡导值得肯定的新趋势、新方法、新路径。但是,这种三分是学科发展的客观现实,而各个领域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对象,呈现出各自的理论特点。

      就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领域而言,研究重点体现为“细读重释”与“捍卫立场”。“细读重释”即通过文本细读,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命题、理论特质、批评方法进行总结、阐释。“捍卫立场”即重申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科学性、真理性,批驳种种“误读”马克思主义的做法,辨析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真精神”和内核。

      就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而言,“历史研究”与“当代形态研究”构成两大研究领域。所谓“历史研究”,即对理论发展史上的经典文本、理论家及命题的研究。其中,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直是研究热点,此外有对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李大钊、鲁迅、瞿秋白、胡风、冯雪峰、茅盾以及重要概念如“人民性”“文学反映论”等进行的专题研究。“当代形态研究”,即对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的“当代形态”或“中国形态”的设想,这一议题自新时期伊始提出以来,相关探讨始终未曾中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工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等系列讲话,对文艺工作提出要求和期望,如何深入理解这些讲话的内在精神、更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理论热点,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推进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的阐释。当然,“历史研究”与“当代形态研究”的区分是相对的,“历史研究”往往有着现实关注,力图从中发现构建“当代形态”的启示;“当代形态研究”有着历史观照,力图通过爬梳历史总结经验。

      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主要是以国外理论家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西马”)理论家的个案研究为主,涉及面广,西马早期理论家卢卡奇、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马尔库塞,法国理论家阿尔都塞、朗西埃、巴迪欧,德国理论家布莱希特、本雅明,美国理论家杰姆逊,英国理论家伊格尔顿以及文化研究理论家雷蒙·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本尼特,等等,都不断有专题研究出现。在此基础上,也有学者尝试对西马进行整体研判,对中国研究西马的路径进行反思。此外,东欧、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以及中国理论对国外影响方面,也时有研究成果出现。

      总体来看,十年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延续了新时期以来形成的三大研究领域并立的格局,在各个领域之内,有着较为一贯的研究对象及延续的问题意识。如果说,在2013年写作之初,课题组对学科的基本判断是“处于一个研究的平台期,即更多的是量的积累”②,在写作的时候,尽管每年勉力寻找亮点,但时常为读到平庸、琐碎的成果而惋惜。相比相邻学科自觉的学科问题意识及不断引发集中探讨的新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进展更多体现为既有学科框架下局部、个别的突破。不过随着写作的持续,我们发现,这种现象有了一定改变,正如2019年的报告所指出的,该年度有一个变化,“那就是研究成果质量普遍较高,大多数论文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据,有的还有一定深度,前几年常见的掺水式、应景式论文数量大幅降低”③。

      三个研究领域相比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变化更为明显,不仅数量增多、质量提升,而且得益于十年来学科努力回应党和国家层面的方针、政策,逐步蓄力、积累,出现了一些值得称道的研究。比如,对学科建设中长期存在的一些老问题进行了集中、深入的清理与探究,具体包括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学科历史、调研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论教学教材状况、分析马克思主义文论边缘化及理论与批评脱钩等问题的根源、反思当下理论研究的不良倾向,等等;再比如,在教材建设方面,历时12年完成、202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④力图解决经典、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三分、彼此难以融合的问题,在体系建设上作了尝试;此外还有对关涉体系建构的关键概念、命题所进行的深度学术史研究。这些都为今后的理论突破提供了条件。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发展的同时,问题和难题并存,其中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是研究缺少系统性、议题分散。不仅经典、中国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三者之间缺少共同的学科意识,鲜有对话沟通,而且在各个领域内部,不同学者往往也有各自独立的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彼此之间关联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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