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呼唤新经典。我们正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新时代的文学艺术作为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理所当然，应紧跟时代步伐，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但困难在于：文学艺术怎样才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作出反映呢？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既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又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两者的融合发展，最终目的是全体人民的解放，让每个人都能过上美好生活，获得全面和自由发展。文学艺术若要对此作出反映，难度极大，创作者必须知难而上，艰苦奋斗，辛勤劳作，才能磨炼出艺术精品。 我作为经历了九十年沧桑的老人，晚年仍有幸得逢盛世，近数年看到了一些影视剧作，甚感振奋。不少艺术杰作，真正做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期待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①。我从中感受到了，有些杰作，正在致力于融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华美学精神为一体，创构出富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新境界。我这里，想结合我的审美感受，就文学艺术如何反映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略抒己见。为尽量避免泛泛而谈、空洞之论，所以，话多说了一些。 超越高原峡谷 攀登艺术高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58年掀起了第一次读书运动，倡导读社会主义新文艺。当时我和严家炎、王世德三人正在随杨晦、钱学熙攻读文艺学副博士研究生，大量读的都是中国古典和外国经典。《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光未然)和副主编侯金镜为推动读好书，把我们三个人和李希凡、李泽厚一道聘为特约评论员。李希凡和王世德最关心当下的新文艺，不少新作品一出来就积极参与评论，《青春之歌》《红旗谱》《我们播种爱情》等都在评论之列。我受时代的感染，也在此时开始写文艺评论。我对王愿坚的短篇小说多次做过评论，对《七根火柴》的评论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做过传播。我为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写过一本评论小书，一下就印了十万册，作为全国读书运动丛书中的一种，向全国推广。 正是在那意气风发、佳作频出的年代，我逐渐改变了过去只重中国古典和外国经典的价值观念，树立起了新的价值观念：只有社会主义文艺才应成为新中国文化的主流。我们要继承中国古典，借鉴外国经典，但最终目的应为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和繁荣。 但是我的这个价值观念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受到了冲击。1984年初，我受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院士之邀，和汤一介、乐黛云一起去了深圳大学，参与创办中文系，发展人文学科。最初三年，我一年中有半年住在深大校园内，夜晚只有香港电视可看。香港两个英文台，每晚都播放一两个外国电影，不少是得过奥斯卡金像奖的经典之作。在那三年间，我陆续看了百多部电影，对国外的电影发展到什么水平，有了一些了解。但没有想到的是，1986年我第一次跨过深圳河到香港中文大学做客，在山顶新亚书院会友楼住了一个多月。饶宗颐、李达三、袁鹤翔和我交谈中都说到，我从香港电视中看到的那些电影，都已属于过去式，如今港台流行的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才是主流。我一听，开始时觉得惊异，大众文化怎么能成为主流？后来我在袁鹤翔、杨勇等陪同下，去街头巷尾、文化广场等处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发现大众文化于香港真的是无处不在。这也不足为怪，港英政府在香港推行资本主义自由化，社会主义文艺也就难以成为主流。但在内地，大众文化也会成为主流吗？ 当大众文化也在内地蓬勃兴起之际，文艺学界对此曾有过争论。曾有对大众文化一笔否定之声，将其贬之为庸俗、低俗、媚俗。但也有为之拍手叫好之论，推崇大众文化必将成为主流。我则以为，对大众文化不能一笔否定，但不相信大众文化能成为主流。我倡导对大众文化也要作价值分析，其中优秀之作也有美的创造，但大多为浅显之美。若要探索深邃之美，还是要着力发展主旋律文艺，只有社会主义文艺才应成为主流。主旋律文艺既要吸取大众文艺之长，又要借鉴历来高雅文艺的经验，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水平，雄居主流地位。还是从这种价值观念出发，我虽长居深圳，却一直关注着主旋律文艺在如何发展。 深圳的大众文化发展得早，华侨城在20世纪90年代就先后建成了锦绣中华、中华民俗文化村和世界之窗三大景区，声名鹊起。文艺评论家李准时任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特从北京来访华侨城，掌门人马志民知道我俩在北京时就是老熟人，就把我从深圳大学接来，陪同李准一起考察，得以边看边聊。当时深圳已成立了文艺评论家协会，我最关心的是今后文艺会怎么发展，担心大众文化风起云涌，兴盛之势会不会把主旋律文艺挤向边缘，大众文化成了主流。李准听后，就坦率地对我说：你这担忧自有道理。文艺决策高层也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要防患于未然。文艺的发展要依赖文艺事业和文化产业两轮转动，双翼齐飞，这方针已定了，下一步，他已提出一个方案，就是要在国家层面设立专项基金，着力支持艺术精品、优秀文艺作品的创制。艺术生产走向商品化之后如何发展，我俩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论的价值学说，艺术生产虽然也是一种生产，但并非一般的商品，不同于物质生产，而是精神生产，应是精神价值、审美价值、社会效应优先，不能由交换价值、剩余价值来主导。李准告诉我，他的使命就是要动脑筋思考怎么发展主旋律文艺，多出艺术精品。他的一番话，使我感到欣慰。他知道我一直在倡导建设文艺美学，此次就对我说：今后电视剧要大发展，你研究文艺美学，要更多关注电视剧这一艺术新品种，探索其美学规律。 他的这一提醒，使我受益匪浅。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正在中央广播事业局任职的周海婴就和我说起过，他们要“大办电视剧”。当时，电视剧这一艺术新品种尚属初起，我并不太在意。可是发展到90年代，电视剧已蔚为大观，不能不令人注目。此后，我对文学艺术的关注，就真正从文学创作逐渐转向了以电视剧为重心，我的艺术视野由此而大为扩展。 我国的电视剧，正是由于改革开放才蓬勃发展起来的，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具有鲜明的现代特征。1978年，当时的电视剧还只有8部(集)，1980年就升到111部(集)。到了1989年，电视剧突飞猛进，从短片发展到中片，再到长篇连续剧，竟猛升至1126部，近8000集。我国的电视剧发展到2012年数量达到了最高值：506部，17703集。但国内电视台每年的播放量也就只有8000集，因此，此时电视剧已出现了产能过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