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系统交互的界面：媒介研究的新视角 ChatGPT破圈使得人造物的“类人性”成为全球争议焦点，人类中心主义有了一次集中爆发，或许这也是它遭遇的前所未有之打击。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技术观，指将技术视作人类创造出来并供自身使用的工具，以技术对人类产生的工具性便利或危害，作为考察技术的出发点(陈明宽，2021：14-15)。斯蒂格勒认为，“技术中心论同样而且仍然属于人类中心论的一个变种类，因为它的实质就是要掌握并占有自然”。“技术中心主义的一个根本假设就是，技术有自身独立的目的，它是‘完全自立，自为法则，它甚至因此为万物立法。这种发展一直被人们视为无度本身，即是异化的外力，它使作为自由存在的人丧失自由’”(斯蒂格勒，2000：103)。斯蒂格勒的人与技术共生论就是对上述两种技术观的批判。对于人工智能的类人性分析框架，是人类中心主义技术观的典型体现，即，将人类主体性作为标准衡量人工智能，最终目标是遏制人工智能的类人主体性，将其锁定在人类的客体工具层面。这也与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有关，其前提是预设人类有一个稳定、先在的本质，并以此比照人工智能。在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的当下，类人性的分析框架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尽管异化论不失为一种有现实价值的观点，但因无法清楚解释人工智能(比如ChatGPT)的运作机制，以及人类智慧的生成机制，因此尚不能提出有建设性的应对方案。这提示我们，或许是时候突破人类中心主义技术论的单一框架，寻找更加多样性的理论思路来应对迅猛崛起的人工智能了。 界面理论或是一个独特的解释视角。如果说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点是讨论人工智能相较于人的类本质，界面视角则放弃了这种在当前似乎很难有结论的比较，转而从“交互性”考察人工智能引发的变革，聚焦于人工智能作为新型界面如何再造了人与人、人与智能机器之间的交互状态。即，将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视为一种新型交互界面，探讨其作为媒介实施的交转、生成之影响。界面与媒介的关系久远而复杂，这种联系因为计算机的出现而受到特别关注，界面对于媒介研究的价值得以凸显。计算机刷新了人类有史以来交互界面的发展历史，交互界面开始特指数字技术展现的人与机器的接合，即“数字界面”。波斯特(2000：18)将数字界面定义为“介于人类与机器之间的一种膜(membrane)，使相互排斥而又互相依存的两个世界彼此分离而又相连”。界面理论对于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独特解释力，体现在对于人类新型交互能力的开掘，这进一步揭示了媒介意涵的关键点是人与世界的交互，而非主体施加客体的手段。沿着这个思路，可以敞开媒介研究的一个新面向：系统交互性作为人类物种构成与社会机制运作的一种观察视角，这对于当前从媒介视角研究人工智能亦有着别样的阐发潜能。本文所谓的系统概念，以海勒斯(2019：122)所梳理的第二、三代控制论为基础，第二代控制论以瓦雷拉的自创生理论为基础，认为系统“就是信息封闭的自创生系统加上看着这个系统的观察者”；第三代控制论则将观察者和系统定位于更复杂、网络化、有适应性、共同演进的环境之中。在这个环境下，普适技术和混合显示系统作为催化剂，信息和数据自由流动。文章亦呼应海勒斯(2019：125)所说当前展开的控制论第四次浪潮的前卫观点，即斯蒂格勒与汉森等技术创世纪的系统观。 要理解界面理论对于媒介研究的价值，须从界面的基本涵义入手。“古时候，界面(interface)这个字眼让人感到敬畏和神秘。古希腊人虔诚地谈论着prosopon，即一张面对面的脸。两张相对的脸便构成了关系。一张脸对另一张做出反应，而另一张脸则对另一张的反应做出反应。而另一张则再对那个反应做出反应，如此反复以至无穷。那么关系便作为一个第三方或存在的状态而继续生存”(海姆，2000：79)。这展现了界面的主要意涵：实时动态交互、异质元素汇聚、生成崭新状态，其关键指向交互的临界点。在人类社会的视野中，这个点就是人类接入外部世界的接口。①汉森正是在这个层面搭建了媒介与界面的关系，“媒介在人类经验上有接口，……这恰恰是媒介之所以成为媒介的首要特点”(汉森，2019：146)。界面理论对于媒介研究的独特价值正是在于捕捉这种接口的状态和运作，及其在技术迭代中的历史演进。在现象学视域中，身体是人类接入世界的最重要界面。梅洛—庞蒂认为，“身体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拥有一个身体，对一个生物来说就是介入一个确定的环境，参与某些计划和继续置身其中……我的身体确实也是世界的枢纽……我通过我的身体意识到世界”(梅洛—庞蒂，2001：116)。肉身感官是文明初始阶段人类接入世界的基础性界面。随着人类借由技术外化自身的进程，形形色色的技术辅助身体，重塑了人类接入世界的方式，技术逻辑与人类感官经验逻辑错综复杂地交织起来，在个体感知与社会系统两个方面颠覆了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史无前例地实现了超越人类感官的运作——技术无意识。数字界面充分展现了在实时交互中技术与人类感官双重逻辑的碰撞与融合，这种交汇在社会系统运作的宏观尺度上，则显示出社会文化革新的历史性影响。 界面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种路径：人文社科与计算机科学。前者主要集中在人类主体如何接入外部世界，以及人与机器的交互机制；后者则指向硬件、软件之间的配置与连接。一般意义上的界面，指“独立的、通常不相关的系统可以在其上进行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的地方”。在计算机领域，或是指不同计算机系统相互协调的环境，或是将计算机的二进制数据转换成人类可理解的应用程序的环境(德·瓦尔，2018：XVI)。两种路径的隔绝局面被数字界面的突飞猛进打破了，近年来如ChatGPT、自动驾驶等人工智能界面的不断涌现，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媒介研究提供了一个契机，以界面为枢纽综合了两个路径的理论，拓展了媒介理论的研究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