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公民始于人对自我的地方性存在的否定，在否定性的世界获得肯定性的自我世界。西塞罗笔下的苏格拉底曾称自己“属于世界”①，他认为地域性的价值教条和行为准则无法通过理性的审视，必须跳出城邦用理性审视自己，过有价值的生活。第欧根尼(Diogenēs o Sinopeus)接着说，做城邦人太虚伪，应该遵从自己的理性②，做一个不臣服于地方性权威和教条的世界公民③，在世界中在家④。这里的“世界”是可能的生活世界，不被地方性所定义；“在家”是自我的自然状态；按照自然生活就是按照理想而自足地生活。他们都通过否定性的世界主义展现自我生活世界的可能性，同时又建构一个经受理性检验的自我生活世界。到头来，世界公民的“世界”落入斯多葛学派(Stoicism)所想象的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同心圆世界。在这个世界，每个人都面对如何与自我相处和如何与他人共处的问题，在建构“自我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过程中延伸人类交往的历史。 斯多葛学派的同心圆结构设定自我通向人类世界，成为宇宙/世界这个更广大的共同体的一员，也可以由人类世界收缩回来，在“自我”与“世界”之间形成心灵摆动。其悖论在于：世界公民可以让自由开放的自我在世界中在家，而实际上始终居于自我心灵世界，划定了自我与外部世界的流动边界。 由于世界公民的发展始终与斯多葛学派保持或明或暗的思想关联，这一悖论也因此保留下来，构成世界公民交往理念的矛盾性。一方面，基于抽象的理性、人性想象超越地方性的普遍交往世界；另一方面，又以“普遍交往”特殊化自己的交往世界，建构交往中心，以致所谓的“全球人类社区”不过是某种地方性力量获得全球支配力量的结果。正是这种矛盾性推动了世界公民交往理念的历史演进，演绎出不断超越地方性边界同时又建构某种边界化世界的交往历史，构成跨文化传播领域具有反思意义的问题。 这种矛盾性的交往观念的历史演进始于希腊化时代，在欧洲近代特别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文明化进程中获得发展，再到二战后的全球化进程中生成精英化的形态。在每个阶段，世界公民悖论如影随形。这使得共同理解、共情、共同体变得可疑，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考察世界公民交往理念的历史演进，重思其悖论的意义。 一、世界即城邦：世界公民的希腊化 根据荷马史诗的记载，在城邦还未形成之前，希腊人对于边境以外的土地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他们眼中的非希腊人要么像希腊人一样，要么属于一个想象的社会，失去自身的特征。荷马史诗中的“他人”，根据情况的不同，可以得到热情的或充满敌意的接待。这种看待他人的方式，投射在“xénos”一词中。xénos意为客人，同时还含有外人、陌生人、不属于某个特定的社团的人的意思。陌生人来到当地，向主人表明他们属于同一社会，有共同的价值观，获得认可后，他才会被当做客人对待⑤。实际上，这样的待客之道维护的是自身的特性，即自我认同的独一性(uniqueness)和一致性(unity)。 这种交流特性对应于特定的交流空间。古希腊有少数几处平原，差不多所有的平原都因山地而与大海隔绝。约在公元前8世纪，这些内陆平原建立了一个个相互间独立的小型社会集团，即城邦；同时，海湾与海岸线又延伸了古希腊的对外交流。那时，希腊人开始对外殖民，在殖民地再现母城邦的模式，建有同样的公共场所、同样的规章制度、同样的生活方式⑥。希腊人与非希腊人真正开始交流后，他们看待非希腊人的态度才真实地展现出来，“barbarian”一词的使用颇能管窥一二。最初希腊人用“barbarian”一词表示那些不说希腊语而只发出“巴巴”(barbar)这种噪音的人。荷马在使用时没有附带任何贬义色彩，“barbarian”和“野蛮”之间没有内在联系。到公元前6、7世纪，将“barbarian”等同于“野蛮人”或“低等人” “奴隶”的过程也并不明显⑦。从希波战争(公元前499-449年)开始，为了加强内部团结，希腊人开始大肆渲染自己与波斯人的差别，强调希腊人在血统和文化上的优越感⑧，语言(即“逻各斯”)的不同变成了推理能力(理性，同样是“逻各斯”)的不同。“barbarian”这个词语自此有了轻蔑意味的“蛮族”“异邦人”的涵义。古典时期的希腊人习惯于将人类大家庭区分为希腊人(hellenes)和蛮族(barbarians)。这里的“希腊人”之名并不指种族，而是指文明。苏格拉底认为他们“不完全是与我们同根同源的人，更应该是参与我们教育的人”⑨。在苏格拉底和第欧根尼宣布自己是“世界公民”之前，希腊人一直生活在城邦的世界里，认为个人的幸福要安顿在所生活的共同体之内，因而城邦生活是幸福的首要因素。 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404年)中战败之后，希腊城邦制度由盛转衰，人与城邦之间的紧密关系出现松动。从锡诺帕(Sinopeus)来到雅典的第欧根尼以“怪异”的面目出现在雅典人面前，成为外在于他们的陌生人。他以身体为媒介，通过令人震惊的行为来展示何为自然与自然之为，挑战雅典习俗偏见，劝告人们与自然相一致地生活，而他所说的“自然”在某种程度上又与古希腊哲学的自然概念相一致。在这个意义上，他宣称自己是“不属于任何一个城邦的人，一个无家可归者，一个世界公民(
，cosmopolitan)”⑩。他所说的世界公民就是一个按照自然而生活亦即按照理性而自足生活的“自由的人”，这个自由的人不受城邦物理边界的限制，拒绝被本地出生和本地社会属性所定义，以大自然为家，和所有人都亲如兄弟，过着简朴而理性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