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623/j.cnki.36-1341/c.2023.03.002 美国学者史华慈指出：“追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我想不出比密切注意中国共产党建立前的那几年里李大钊与陈独秀的思想历程更好的方法了。”①确实，对于理解早期中国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宏阔时代背景、复杂知识转型、曲折理论探索而言，对陈独秀、李大钊等进行个案考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就有关陈独秀的研究来看，国外研究相对思辨、笼统，理论性强而历史性弱。②国内有关建党前后陈独秀的研究则呈现出文化与政治截然两分的特点。前者主要探讨陈独秀在艺术、教育、文学等方面的探索和建树，③后者重点关注陈独秀对共和、立宪、国体政体等问题的探讨和主张。④涉及中共成立前陈独秀革命思想的研究不仅数量少见，而且多被分割在哲学、文学、艺术等主题之内，呈现碎片化倾向。陈独秀此一时期主张虽因时势发展而侧重不同，但“救国”的初衷和立足点无异，以颠覆传统和现实的“革命”为路径，统领着其对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思考，对民主、共和、政制等方面的态度，对民主主义、平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有其系统理论逻辑主线。对此进行专门研究，能够体会中国知识分子在时局下的艰难探索，更可管窥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心理特征和思想演变轨迹。 一、黑暗范围的扩张与革命内涵的重诠 陈独秀在清末受康有为、梁启超影响，“国民”问题成为其“思考的重心”。⑤至民国时期，国体争议屡起波澜，复辟行动相续而生，知识分子对现状不满日盛。在对民国乱象的肇因和近代中国的出路进行反思和探索的过程中，康有为、陈独秀等不同代际知识分子产生了普遍的“伦理的觉悟”，“集体转向文化实践，希望以一种文化的方式重建新的政治基础”。⑥不过，在具体的重建客体上，二者背道而驰。康有为认定共和为混乱之源，试图“重释孔子太平大同之义”，以“论证孔子之道在共和民主时代仍然有指导地位”。陈独秀则坚信共和乱象原因在于“没有实现真正的共和”，“多数国民的觉悟”是“真正实现共和的首要条件”。⑦ 在陈独秀看来，袁世凯复辟意味着政治革命失败，原因是“没有文化思想这些革命”，⑧以致分别统领“公领域和私领域的共和政制与文化传统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⑨换句话说，国民素质与国家性质、政治制度等密切相关，“国民在意识形态领域给予合法性支持”是民主政治外在架构避免坍塌的必然要求。⑩1917年4月，陈独秀曾就此进行总结性阐述，“人民程度与政治之进化，乃互为因果”，“多数人民程度去共和过远，则共和政体固万无成立之理由”。(11)这一说法是对清末民初“唯政治革命”或者说“唯共和”观点的反思，也是对救国道路的进一步思索。政治革命不能立竿见影，应以国民各方面之改造、觉醒促成民主共和之实际，以救国家民族成为其基本主张。“革命”的内涵、种类也在探索国民各方面改造的过程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1916年2月，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指出，共和立宪非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根本问题之解决，必须依靠“吾人”之政治觉悟和伦理觉悟。之所以需要后者，是因为伦理思想直接“影响于政治”。民国以后，中国政治上采共和立宪制，伦理上却“保守纲常阶级制”，“此绝对不可能之事”，故“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2)也就是说，民主制度需要群众民主理念作支撑，要真正实现民主和彰扬民权，需要群众伦理意识转变，即由帝制时代纲常阶级伦理，变为以自由、平等、独立为基础的现代伦理，否则政治革命难收其效。当然，最后之觉悟包括政治、伦理觉悟，也说明试图“不谈政治”而转向文化事业的陈独秀，(13)思想核心立足点依然围绕政治，试图解决国体政体与民众心理的契合问题，从而为中国走向真正共和奠定“立国之道和立人之道”。(14) 康有为在1912年底发起孔教运动，陈独秀在1916年2月之前“从未就孔教运动及康有为本人作针对性的批判”。(15)1916年9月，康有为等人致书呼吁将孔教“编入宪法”，定为“国教”，(16)主张“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17)以孔教为国教的主张与呼吁民众觉醒的陈独秀尖锐对立，遭其激烈批判。自《新青年》第2卷第2号开始，陈独秀连续数期均有一篇或多篇驳斥康有为，批判孔教和复辟的文章，主旨虽以儒家伦理为突破口，内容却逐渐延及思想文化等各方面，改造和革新的领域、范围、程度随之拓展。 在《新青年》第2卷第3号《宪法与孔教》中，陈独秀指出，“孔教问题”关系重大，是“吾人实际生活及伦理思想之根本问题”，“贯彻于吾国之伦理、政治、社会制度、日常生活者，至深且广”。(18)第2卷第4号上，陈独秀发表《袁世凯复活》一文，批判“袁世凯二世”的相貌、思想、言论、行为均与袁世凯一致。所谓“袁世凯二世”，指向所有脑中仍怀专制思想者，尤其支持孔教入宪之“在野瞀儒”。(19)同期《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则一并批判了“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20)第2卷第5号中，陈独秀表示儒术孔道虽不无优点，但其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学说，“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21) 从政治、伦理是“最后之觉悟”，到批评孔教问题涉及伦理、政治、社会生活，再到指责“袁世凯们”相貌、思想、言论、行为均一致，认为中国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陷黑暗，对社会黑暗范围和儒家纲常危害领域反思的逐渐扩大，构成其革命思想由点向面发展的催化剂。
